便是隔空说首相与枢相的不是，难道就行了？
说尚书也不行啊！没看到那个说尚书的侍郎直接被赵官家弄死了吗？
不如不说。
至于崇俭去奢，赵官家细细去问，他们也支支吾吾，大概是觉得官家在东京挖鱼塘那事太匪夷所思，他们又没见过，所以未必是真的，但真要当面这么讲，又不免尴尬。
至于官家所穿的大红袍子也是半旧的，那就更不好说啥了。
谈起宽刑仁恕，赵官家再问他们之前《刑统》具体修改的哪里不到位？他们甚至不知道早在尧山之后，为了安抚老百姓，《刑统》就已经朝着宽恕这个角度大修过了。
其他的也多如此，真看文章，大概就是写的很棒，真问细则，往往是说不出几句像样的话来。
不过，即便是对于这样的文书，赵官家也多只是一笑，然后便让两名一看便是富贵面相的翰林学士出面，堂而皇之的依礼认真收下文书，同时还会亲自避席给对方赐下座位，乃是要这个带头之人在随后的问政过程中‘以备咨询’之意。
除此之外，文章写得格外好的，或者应答还算体面的，一般还要问问有没有功名出身？如果没有，那自然会当场赐下一个同进士出身。举荐的人物如果是就在江南的在野人物，还要发出‘赤心骑’去征召，邀请对方来现场奏对。
且说，一开始的时候，随行的三位相公里，吕颐浩对这种事情是很不满的，他就觉得这种环节没啥意义，而李纲虽然没有反对，但他没反对只是因为他政治起势就来源于太学生伏阙，所以不好直接反对，实际上他对这些步入中年早已经朽掉的士大夫非常看不上，认为不如直接召一些年轻人以及知名士人来问。
但很快，随着这种形式主义大于实质内容的上书成为风潮后，李吕二人立即就意识到了赵官家这般作为的真正意义了——意义其实就在问政本身上面。
下面这些士大夫，又不是什么阴谋集团，看他们组团上书的模式就知道，还是根据地域组团，因为这年头他们想串联都无法越过地域这个限制，送上来的文书也多是和稀泥，明显是中和了地域内部综合立场的废话……再加上他们本身都是儒家士大夫，又不大可能真因为那些赋税导致什么切身的经济压力，那哪来的那么多怨气？
这个时候，赵官家来到杭州，对他们展示出一个态度，给予他们一定的政治待遇，本身就能够达到拉拢和舒缓对立气氛的目的。
所以，即便是这种明显形式主义的问政，也依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成功……很多人一辈子没见过皇帝，也考不上进士，这次能代表一个州、一个军，领着一群家乡子弟见到赵官家，当面提出意见，哪怕话都说不利索，却依然还能从形式角度被接纳，并得到礼遇，恐怕已经是人生巅峰了。
而既然借着赵官家这个天子的肩膀到了人生巅峰，那么自然要改变立场，成为标准的建制派，转过身去，谁当他的面说官家不好，那一定是要愤然辩驳的，谁要是说朝廷哪个策略不行，也一定要苦口婆心说出朝廷的难处，为朝廷大略进行辩解。
到了第二日，哪怕是一开始没有类似准备的地方州郡，也以及仓促聚集起来，推举名士，并连夜写好文书，代替地方行此方略……以完成这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