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种情况持续了十来日左右，眼见着建炎九年的上元节将至，结果又传出赵官家将会在上元节后的春耕期间，趁势派出班直，以武装姿态深入田间地头，强行完成最后清查工作的传言。
之所以说传言而不是谣言，乃是因为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切实可行的……两浙路和江东路在经历了一个冬天的辛苦后，不敢说检地工作已经完成的七七八八，但针对形势户的检地却也基本上算是七七八八，很多事情基本上只差一个最后验证工作了，春耕正是一个好时机。
而摊丁入亩嘛，最不济也不过是变相对形势户的加税，难道要为了对抗这个真不去春耕？
更何况，新年第二期凤凰旬刊上，吕学士再度发表了文章，然后明确替官家三度传话：即便有隐地、代持等行为，只要在检地工作中主动配合，那建炎八年之前的旧事便也一概不纠，唯独过了建炎九年，还要隐藏土地，甚至抛荒土地以作逃避，就反而要从重处置，杀一儆百了。
一来二去的……至于吗？
故此，时间来到上元节前，面对着凤凰山上态度坚决的赵官家。江南东路与两浙路的形势户们几乎丧失了在检地本身继续对抗的勇气，便是针对杨沂中、虞允文的弹劾，若非是之前相互早有约定，怕是也要渐渐止住的。
不过，就在这时，随着一个人从东京那边匆匆赶到东南，并在过江后的路上忽然联络了本地一直沉默的另外一人，却是东南形势户们宛如诈尸一般精神一振。
自东京来的人乃是前礼部尚书朱胜非，而本地起身呼应朱胜非的则是另一位前尚书刘大中。
且说，朱胜非是蔡州人，老家位于京西最东南挨着淮甸那里，当日赵官家刑白马以成绍兴后，他弃官归乡，却整日只在汝水、淮甸一带盘旋闲居，故此，赵官家此番南下，虽然没有从他那边过，他倒也算是遥遥居中观望了。
等到年前初冬时节，赵官家召开武林大会，将摊丁入亩等策略公开摆出，并直接在东南强行推行后，他却是立即就关注到了此事，而且在与两淮、京西友邻亲眷议论后，深觉此事不妥，彼时便有许多旧日同僚、地方士人劝他出来与官家争辩。
作为当日白马事变的代表人物，这位朱尚书退休后一直是靠着稳健二字在两淮混的，日常也没少说什么谁谁误国什么的，此时被拱的不行，自然要捏着鼻子站出来。但是，他多少又有几分明白，知道直接去杭州找赵官家只能是自取其辱，便干脆另辟蹊径，转身入了东京，去当面讽谏赵鼎、张浚、刘汲、陈规，乃至于吕好问等在京相公，并在太学中挑起议论。
可以说，声势很大，很是在东京给五人造成了一些麻烦，但问题在于，这个摊丁入亩很明显是针对东南的，便是两浙、江东成了，估计北伐前也就是最多再推广到两淮、江西、福建，东京这里再热闹又如何？
相隔千里，根本没有对赵官家那边产生什么实质影响。
然而，不知道是不是京城诸相公被他弄烦了，又或者是什么别的缘故，在朝中派出新年问安使后，忽然的，又临时委托他这个老臣做了上元节问安使，让他来见赵官家，自陈条例。
此人一时也是无法，只能硬着头皮上路，然后于年后便过了长江，却并未匆匆来见赵官家，而是主动放缓路程、观察形势。待到实在是躲不过去后，却又算着时间，忽然在正月十二这日，先在湖州汇集湖州本地公阁成员，当众做了表态，说此行必要劝谏赵官家云云……然后又带着本地这些人将一直赋闲在湖州老家，整个冬天全程连门都没开的前吏部尚书刘大中唤了出来。
人家刘大中原本已经要忍过去了，但毕竟也是跟朱胜非一样，是所谓稳健派代表人物，政治属性被白马事变给捏的死死的，此时被姓朱的领着乡人把门一踹，再往腰中这么一捅，也是无可奈何，当众表了态，就随着朱胜非来给官家问安来了。
最后，勉强压着正月十五上元节这天下午抵达了杭州。
怎么说呢？虽然朱胜非、刘大中二位大员来的仓促，但依然有杭州、湖州、秀州、越州、明州、睦州等周边州郡的公阁成员们及时赶到，以上元节赏灯，顺便给官家问安的名义，及时抵达为两位大员做压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