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昭的帝国建立的很是仓促，时间也不长，民族主体有蒙古人，汉人，回民，番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
其中各自的生活习惯，民族传统，各自的精神信仰都有不同。番族更是因为信仰发生过战争。
不过对于刘元昭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宗教必须在国家和法律的监督下正常运行。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各宗教文化已成为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部分。
我国的宗教徒有爱国爱教的传统。
刘元昭支持和鼓励宗教界团结信教群众积极参加国家的建设。各宗教都倡导服务社会，造福人群，如佛教的“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天主教、基du教的“作光作盐”、“荣神益人”，道教的“慈爱和同，济世度人”，***教的“两世吉庆”等等。
在帝国，各种宗教地位平等，和谐共处，不许发生过宗教纷争；信教的与不信教的公民之间也彼此尊重，团结和睦。
这既是由于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兼容、宽容等精神的影响，也是一个国家正确处理宗教问题的做法。
实现宗教信仰自由，是符合华夏帝国的国情的。
同时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
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lie的行为。
民族团结是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前提，是祖国统一的基础，因此，必须维护民族团结。
维护民族团结，既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既要认真落实民族政策，认真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又要坚决反对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分lie，依法严厉打击和制裁分lie祖国的活动。
当然民族这个定性，在这片地区还不流行，对于大明来说依旧还是夷狄诸夏。
正所谓，华夏入夷狄则夷狄之，夷狄入华夏则华夏之。
华夷之辨，或称“夷夏之辨”，区辨华夏与蛮夷。古代华夏族群居于中原，为文明中心，而周边则较落后。
东周末年，诸侯称霸，孔子着春秋大义，提出尊王攘夷，发扬文化之大义。如楚国自称蛮夷，其后文明日进，中原诸侯与之会盟，则不复以蛮夷视之；而郑国本为诸夏，如行为不合义礼，亦视为夷狄。
中华世界重衣冠礼仪，《春秋左传正义·定公十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周易·系辞下》记载“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周公制周礼而治天下，被儒家尊为圣人。衣冠、礼仪往往用来代指文明。
最开始周王室和它所建立诸侯封国，称诸夏。
《国语·郑语》曰：“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荆、戎、狄之人也。非亲则顽，不可入也……夫成天下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
《国语·周语下》说:“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慆淫之心间之。故亡其氏姓，踣毙不振；绝后无主，湮替隶圉。夫亡者岂繄无宠？皆黄、炎之后也。
唯不帅天地之度，不顺四时之序，不度民神之义，不仪生物之则，以殄灭无胤，至于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间之。
度于天地而顺于时动，和于民神而仪于物则，故高朗令终，显融昭明，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
也就是说，鲧、禹与夏人之後，以及共工、四岳与各姜姓国，「皆黄、炎之后也」。
西周共王时器《墙盘》铭文云:“上帝司夏尤保。“可能是铜器中所见最早的一个“夏“字，但含义不指夏朝。
夏商周乃至春秋战国时，诸夏与夷的区别主要是农耕的城邦和游牧的山野牧民之区别。诸夏有礼，而蛮夷无。
若说中国的皇帝是天子，中国的皇朝是天朝，而其他国家和中国的关系是贡国和属国的关系，其首领只能被称为王。至少要在秦之后。
华夏文明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周边国家接受中华思想，又常自称“华夏”、“中国”，这被称为小中华思想。
中国和这些周边国家和地区合称为中华世界。
由于中华世界为儒家社会，儒家文化是社会的主流文化，因此这些地区又称儒家文化圈，又因使用汉字而称为汉字文化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