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查的结果，很有代表性，张家的田产大约为粮七十余石，但在县衙的赋役清册里面，却翻了几个跟头：“内阁张，优免六百四十余石”，多出的五百七十多石粮跟着“内阁张”一起优免了。
那五百七十多石，有张居正族人借家族名号“一体优免”的，也有张家僮仆的私田混进张家田亩的，更多的居然是张家人不认识的，仔细深查，却是一些地主贿赂税吏，窜名挂靠进来，意图规避纳税的。
张居正得知自家情况后的愤怒可想而知，在给儿子的信中，他要求立刻把托名于自家的五百七十石粮悉数上交，就连政府给自家的优惠政策他也不要了，“尽数与小民一体当差”。
对于明王朝来说，张居正确实是难得的治国之才，他早在内阁混斗、自己政治生命岌岌不保的时候，就写过一偈：“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予自身求利益”，事后看来，他的确是做到了。
……
万历清丈的成果，使得国库迅速得到充盈，据史书记载，到万历十年，太仆寺存银多达四百万两，加上太仓存银，总数约达七八百万两，太仓的存粮也可支十年之用，自正德、嘉靖以来，“最称富庶”。
在万历清丈的同时，张居正已在考虑改革的第二步，这个改革注定要载入史册，那就是“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说白了就是把田税、丁税、杂税合一，按田亩的多少征收，并用银两交纳，使赋税开始由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转化，把原来繁杂的名目统一到一个条目下，所以叫一条鞭。
这样作的好处很多，一些好处现在看来觉得没什么，但在当时，其对社会发展促进不小。
首先，它规定税款征收的是“银”，而不是其他物资和徭役，银子作为货币流通，有了法律依据，促进了货币的发展；
其次，短时间内，明政府的财力大增，民间的大量银子，终于有相当一部分回流到政府手中，政府有了一定的平抑物价能力；
第三，一条鞭法按亩征收的特质，使财政负担的大部分从农民身上转移到了大地主身上，大地主成为了赋税的主要来源，农民的负担减少，自然推动了生产力；
第四，按土地征税，一些无田者，包括商人、小手工业者，除了商税外，不再履行徭役义务，使税收由人头税开始向财产税过渡，税负趋于合理。
一条鞭法的施行，改变了当时极端混乱、严重不均的赋役制度，它减轻了农民的不合理赋役负担，限制了胥吏的舞弊，特别是取消了苛重的力差，使农民有较多时间从事农业生产。
但是，一条鞭法所实行的赋役没有征收总额的规定，这给各级胥吏横征暴敛留下了可乘之机，这是它的主要不足。
“一条鞭法”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显赫，在税收史上更是一种划时代的税收体制，通过一条鞭法的实施，明朝在短时间内国库充盈，财政状况一度大为改善。
然而，所谓“宁给好汉牵马坠镫，不给无赖当祖宗”，张居正的可悲之处，在于他没有遇上一个明主。
张居正的改革，势必得罪一大票特权阶层，张居正生前，他们敢怒而不敢言，至万历十年，张居正病逝后尸骨未寒，弹劾疏就像雪片一样飞向万历的龙案。
张居正尽心辅佐的万历皇帝，算是一个聪明人，却也是整个明朝最懒惰、最贪婪的皇帝。
张居正辅国的十年，万历还小，每次见到他的老师张居正都战战兢兢，内心之惶恐难以名状，可如今，天天管着他的人终于死了，他终于可以出口恶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