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多少人抻着脑袋往瑞宾楼里看热闹。
就见人群聚焦的饭馆开票柜台那儿,居然是邻居边家的二儿子边建功和瑞宾楼的人干嘴仗呢。
“……废什么话你?一碗啤酒搭一个菜,你要买就买,不买你走人,瞎叫什么劲啊你”。
饭馆的服务员已经显得极不耐烦了。
但边建功却横眉立目非要据理力争。
“嘿,凭什么啊。报纸上可登了,说不许这样干,你们怎么还这样啊?”
“报纸登了你找报社买去,我们这儿就这样。”
“你说的到轻巧。一碗散啤多少钱?一个菜多少钱?你们这么搭着卖,谁喝得起啊?”
“喝不起你甭喝啊,自来水便宜,‘撅尾巴管儿’去啊。啤酒供给不足,这又不是一天两天了。你别没事找事儿好不好?”
“你怎么这态度啊?你再跟我这么说话,我可告你去。”
“告我?行啊,找我们头而去,他就后头呢。快去。快去……”
这么一听,也是巧了,边建功居然是跟头些日子院儿里的罗师傅一样,也是为了买散啤的事儿急眼了。
但区别在于,罗师傅气的是饭馆私自涨价,多加了两分钱。
到了边建功这会儿,情况显然更恶劣了。
看这意思,因为紧缺,饭馆已经不单卖啤酒了。
顾客想喝,必须得得搭售一个菜才行。
不过话说回来了,饭馆这边也有饭馆的苦衷,负责开票的这位也有人家的无奈。
因为这就是市场供需不匹配导致的矛盾,商品价格又不敢一下子放开的必然结果。
谁也没辙。
要说起啤酒这东西啊,其实老京城人并不是一开始就待见它的,对这玩意有一个相当长的适应过程。
像建国后,除了少数家境优越的人,京城的普通市民对啤酒的味道是很抗拒的。
大多数人不仅品不出它的香味儿和杀口劲来,还讽称其为“汤药”、“马尿”。
后来到了六十年代初,因为散啤价钱便宜啊,比汽水冰棍都解渴。
才使得人们因为囊中羞涩勉强自己改变口味,从不接受到逐渐接受。
结果适应了就一发不可收拾,因为从本质上说,散啤还是一种瘾品。
于是七十年代成了“散啤”消费增长的黄金时代。
就这样,京城的人们开始爱上了它,然后就变成了趋之若鹜的“追捧”。
只是虽然喝得人越来越多了,啤酒的产量却没能随之增长。
很快,人们就发现市面上“散啤”变得越来越不好买了。
价格也从两毛一升,两毛六一升,四毛一升,一直涨到了现在的五毛六。
到了今年的夏天,京城几乎所有老少爷们都已经把打一暖壶“散啤”,当成消夏必不可少的享受了。
偏偏此时的京城却还是只有两家设备陈旧的老啤酒厂。
一家是民族资本“双合盛”改的“五星啤酒厂”。
一家就是过去小鬼子“麦酒株式会社”改的“京城啤酒厂”。
这两家啤酒厂哪怕开足最大马力,一个月也只能生产不到三千吨啤酒。
如果按照当时京城四百余万人口计算,每人每月还分不到一瓶。
可就是这么一点也不能全部投放到市场上去。
因为大部分生产出来的啤酒都卖给了协作单位,没有进入市场。
还有一部分是专门供应特殊商业系统、大宾馆和政府招待所的。
实际上普通消费者能买到的啤酒每月不足百吨。
这一百吨绝大部分还都是散装啤酒。
想想看吧,这口子有多大。
按三千吨算,每月一个人论不到一瓶。
一百吨就更甭说了,连一酒盅都到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