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还不是最主要的。
金陵事变后，金陵城内绝大多数朝臣、勋贵，都选择投效安宁宫。
在收复金陵后，这些勋贵、朝臣里，除了杨恩、尚文盛等人外，得到赦免的只是少数。
更多的人要么随安宁宫渡江北逃，要么已经受到严厉的处置，或斩首、或流放，或直接贬为官奴婢，隶入少府寺、将作监用作工徒。
而原先依附于这些变节朝臣、勋贵的奴婢，高达十数万人众，他们绝大多数都在收复金陵城后留了下来，或者说旧主子泥菩萨过江、自保难民，只能将他们抛弃在金陵里。
理论上这些人都应该收编为官奴婢，划归到少府寺、太仆寺或宫里以充工徒、宫奴。
问题在于少府寺等院司收编之前遗留下来的官奴婢以及俘兵及家小，再加上被贬为奴籍的变节朝臣及勋贵，已经高达十二万人众，再收编进来，不是不可以，但朝廷能承受得了这么宠大的开支吗？
变节朝臣、勋贵的田宅已经征没，或用来赏赐功勋，或来扩大禁军及侍卫亲军的屯田，剩下的田地即便都是有主之地，但也因为战事所导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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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损失，大片荒芜下来。
沈漾还没有大胆直接主张征收这些荒芜的田地，只是想着延佑帝能进行大赦，赐贱为良，让这些奴婢恢复平民身份，从世家宗阀手里将这些荒芜的田地租佃过来耕种，以便能尽快恢复京畿诸县废驰的农耕生产。
郑榆、黄化等人却咬死良贱互通的口子不能轻开，强烈要求循照旧制，将这些人都收编为官奴婢。
一方面是他们是担心广德府的负面影响会因此在京畿辅助扩大化，另一方面，也无非是一些聪明人想着朝廷最终容纳不了太多的官奴婢，他们能极廉价的获得大量的奴婢，而好过将荒芜的田地租佃出去。
延佑帝也很矛盾。
他登上皇位，自然不希望世家宗阀的**及权势继续膨胀下去，不希望看到京畿辅县彻底沦为世家宗阀的天下。
然而，此时的他却又不得不依赖于世家宗阀统治大楚天下。
沈漾及寒庶出身的将吏，目前在朝堂之上以及在禁军、侍卫将军的指挥体系里，毕竟仅占极少数。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真要将大量富裕的官奴婢售卖出去，短时间内能筹集到一大笔钱粮，缓解当前的国库压力。
还有一种意见就是将这些奴婢迁往舒州，在舒州再开一座军府，将这些奴婢编为兵户。
李知诰此时在舒州，节制左龙雀军、左武卫军精锐，但总兵力仅有四万余人，与五牙军水师，还不足以对撤守巢、寿的安宁宫叛军形成军事上的优势。
更不要说受封淮东国的信王，还居心叵测的觊觎一侧。
将这些奴婢迁入舒州或迁入即便能收复的巢州，编为禁军兵户，李知诰在舒州所能统帅的兵马，将增到七万人以上。
杨恩却是更倾向第三种方案。
信王既然已经受封淮东国，他心想着要是能最快时间收复巢州、寿州，信王便会变得安分守己。
这与他针对叙州的态度一样，不管韩谦、信王是否有野心，只要朝廷根基稳固，能控制住局势，韩谦、信王有野心也会变得安分守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