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以，李欗的思路，就简单多了。
既然，问题是“有钱的不肯去、没钱的去不成”。
那么，我把“物流成本、运费”给降下来，这不就把问题解决了吗
我修条从陕西到伊犁的铁路、我修条从河南到黑龙江的铁路、我弄个穿越太平洋只要一两个月的运输船队
那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到伊犁的铁路一修，直接在伊犁河谷种棉花，在陕西干棉纺织厂，难道没有人愿意出钱去伊犁垦殖、种棉、雇佣失地流民去那边种棉花
穿越松辽分水岭的铁路、或者是运河一修，直接在那边种黄豆，运输到营口，难道没人愿意出钱去那边垦殖、种黄豆、雇佣失地流民去种黄豆
甚至说，拿三在论贫困的消灭里，提到的“农业产业军”的思路，不也一样可以用吗
拿三的设想，是法国本土内有1亿5000万亩“荒地”、且是“有价值的、其产物可以参与市场流通”的荒地。
那么，法国就那么大，而大顺要大得多。
伴随着新的交通工具、基础建设的发展，是不可可以视作一种“缩地术”呢
以铁路、火轮船，作为“缩地术”。
把拿三设想的条件，以“缩地术”的仙法加持后，把那种条件，平移到大顺身上呢
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自由贸易一派，在与英国的重商主义派争论的时候。
一方面是欧洲的社会存在、海运条件，使得他们有些不甚在意运输成本的概念，至少没有着重考虑说起武大郎的相关笑话，难道还需要刻意强调武大郎的身高这不是和太阳从东边升起一样，是个不需要考虑的条件吗
另一方面，鉴于休谟等前期反自由贸易派提出的“东方手工业技术先进、和东方白银购买力更强”的问题，刻意回避了休谟的那个反问若无大海做天然关税，自瑞典到西班牙，皆用中国货矣。直到有一天，欧洲的人均财富，和中国一样。
前者是不经意的忽视。
后者则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是必须要回避的。
哪怕是亚当斯密，在这个问题上也无解，给出的解决方式，是完全反无形之手的一，中国应该让出航运业，让最赚钱的航运业由欧洲来干，而把资本投入到农业和工业上二，英国来当东西方的贸易中间人，也即由英国来控制东西方贸易的航运。
这句话，即“让最赚钱的航运业由欧洲来干，而把资本投入到农业和工业上”不是说不对。
而是在于，东西方贸易的利润和回报率是多少，你亚当斯密真不知道既然谈无形之手，那么，这无形之手怎么就能让资本不往航运业东西方贸易上跑，而是跑去农业和工业
其二，1759年道德情操论、1776年国富论，就这个时间点，你英国啥水平啊啥亩产啊啥棉纺织业水平啊，敢居高临下说东方在工业和农业上不如欧洲你1776年敢放开自由贸易，中国这边就算睡着了、睡死了、从世界上被抠去异次元了，孟买、苏拉特、达卡的棉纺织业，就能把整个欧洲冲死，心里没数吗
真以为搞死印度手工业的，是大英先进的工业生产力分明是东印度公司的刺刀、军舰、和行政力量下的关税、以及有大炮和战舰能维系这个行政力量。
故而，在大顺的现状下，李欗不可能去“反思”什么，为什么大顺的农业亩产不如欧洲、为什么大顺的棉纺织业不如欧洲人，怎么可能去反思一件根本不存在的事呢
反而，鉴于这边过早的“国内统一的市场”的形成，以及陕西没有给江苏丝绸加200关税、苏北也没有对辽东大豆征收200关税以反制辽东柞蚕丝的事实。
使得，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核心基础上。
在小地产所有制、比欧洲激进的多的私有制的基础上。
李欗不得不把目光，投降了基建、物流、运输，这几个东西。
既是自我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