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雨森芳洲是认同的。
此时已经基本编写完的《大日本史》中，也是把天皇编作【本纪】的，中国的作【诸藩列传】的，并且还记载了吴国和唐国向日本“朝贡”的记录，而且明确用的“贡”这个词。
顺带还把中国的“列传”扔到了【诸藩列传】的最后面，因为日本可以影响琉球、朝鲜、虾夷等，却影响不到中国，所以扔到最后面；就像是中国这边把荷兰等国扔到最后面一样。
新井白石曲解道：华，是一个文化概念。对日本而言，日本就是华，其余都是夷；而中国这个词本身，却代表了“华”这个概念的中心，所以不能这么叫，而要叫地名。
我信儒教，那我就可以是华，周边就是夷。我可以是华，你也可以是华，但你叫你的，我叫我的，咱们之间互不影响，各自关门自己造天下。
这一点，雨森芳洲也没有什么疑义。
新井白石在审理了偷渡日本的传教士后，从昔年东西罗马教会分裂这件事中，找到了灵感。
中国有中国的天下，日本有日本的天下；中国的天下里把日本视作诸藩，日本的天下里也把中国视作诸藩。
加之朱子学的“化夷为夏”的概念，可以说日本特色扭曲的“小中华”和“华夷”理论，已经基本成型。
这个扭曲的理论，是“关上门自嗨”的理论，因为双方之间隔着大海，官方交流有限。
可一旦大海的距离可以被轻易跨过，那这就很容易被魔改为一个侵略理论。
刘钰的儒学底子不足，只能从“限制贵金属流出”的角度，去看新井白石的贸易信牌政策。
但雨森芳洲的儒学底子深厚，所以是这样看待贸易信牌制度的：是日本发给中国商人信牌，允许中国商人贸易，其实和中国给各藩属规定几年一贡是差不多的。所以贸易信牌制度下，日本是中心，而中国是诸藩。
是“我允许你来，你才能来；我不允许你来，你便不能来”，那么，谁是世界的中心？
只是，这些自嗨的小动作，在威海的海军军舰面前，毫无意义；当海军可以跨越大海的那一刻，只要你还接受“华”这个文化概念，那这天下之内，有且只能有一个中央之国。
或者，自己放弃文化方面的解释权，接受唯一正确的官方指定的儒学派系和解释方法。
或者，自己放弃“夷变夏”这个概念，自己关上门信基督也好、武士道也罢，不要掺和华这个概念的解释，彻底割裂，去汉文化。
安南也好，朝鲜也好，日本也罢，只要天朝这个概念还未粉碎，只要天朝不闭着眼装不知外部事，其实只有这两种选择。朝鲜也可以选第二种，只要断贡之后能打赢天朝就行。
事实上，朝中很多事还没弄清楚，如果这些问题都弄清楚了的话，其实那些科举官员会选择不死不休的。
反倒到时候实学派的这些人，会成为妥协签合约派，见好就收，要利不要义。
此时围在倭馆外面的大顺军队，都是一群实学派的。
闪亮的铜炮在阳光下发出刺眼的光芒，和之前那个纯粹天朝的大顺，最紧密的联系，只是书写着“大顺军勇者胜”字样的大旗。
这不是威海海军的特色，甚至不是大顺太宗皇帝荆襄之战后的特色，而是西安建制之后便有的特色。
后世许多发掘出的大顺军的武器上，多有刻着诸如“大顺军、勇者胜”；“除暴安良”；“耕者有其田”等等口号，颇有几分三百年后广东黄埔初建时候那些刻字的枪托意味。
当初的口号，此时剩下的已经不多了，也就剩下了诸如此时旗帜上“大顺军勇者胜”这样把大顺掐掉随便换个别的也一样的这种。
陆战队的蓝色军服和红缨毡帽，配上黑黝黝的刺刀，列阵严整，军鼓咚咚作响。
倭馆内的人慌作一团，他们试图做一些抵抗，但手里并没有多少武器，朝鲜国对他们管的也是很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