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直把李檴朝着守成之主的方向去培养，但如何守成，今日事已与往日不同，需不可刻舟求剑、守株待兔，需得将一些过往史书上不曾有的东西讲清楚。
要讲清楚的，无非三件事。
其一，新的宗藩体系。
其二，火器带来的北方威胁消失、垦殖屯田拓边移民、海军在手允许求活南洋，治标不治本地为李家王朝续命。
其三，便是良家子的问题。之前良家子学的那些东西，是边缘化的，无法和士大夫们站在一起，而且人数也少，就是一群有丁丁的太监那样的边缘人，除了依附皇权，自己啥也干不了，和士大夫们的关系几乎都是互相看不顺眼，各自都认为对方学的没什么大用。
现在要在一些地方兴实学，实学兴起之后，边缘人群扩大，就不能用良家子和士大夫之间的平衡术，来玩实学派和科举派之间的平衡了。
以往搞良家子和士大夫的平衡，那不叫党争，那叫皇权和少数边缘人与士大夫的平衡。
今后实学派肯定要兴起，不再是少数的边缘人良家子，而可能是新科举制下的大量实学人才，怎么用、怎么平衡、怎么玩转党争、怎么不使得一家做大，这都是需要考虑的。
这三件事，都是前所未有的局面。
以史为鉴，不是不行，史书中总能找到解决的方法，但问题是就怕太子只学个皮毛，依样画葫芦，搞出刻舟求剑的笑话，不能理解史书中的精髓。
这第三点，李淦自己还在琢磨，决定趁着自己还有个二三十年活头，好好研究研究，真要是找不出控制的办法，那就在死前将其扑灭。
他是认识到了实学的可怕之处，有些舍不得放弃。但真要是将来无法控制，在王朝稳定和国族强盛之间，他只能选前者。
剩下两点嘛，则是要好好教导教导太子的。
今日借着倭国和谈一事，正说到了今后的藩属问题。以往可以不重视，但大顺和之前的王朝有个很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明末的教训，藩属羁縻之地，很可能搞出大事，蛇能吞象，故而不可不重视。
在刘钰力主开战之前，李淦也觉得日本国还是挺强大的，最起码似乎比只能凑出三五万人本部的准部要强。
哪曾想开打之后，可比准部简单多了。花的钱，还赶不上征准部一个月花的粮米。
可终究人口和底子在那，现在不同以往，以往最多也就担心一下北方的威胁，现在海军出现之后，以前一直可以当做不存在的倭国，就必要重视起来。
“藩属各有不同，有朝鲜者，可为熟藩，自有体制；如倭国者，则应分而治之，既不使之统、又不使之乱。”
李檴身后的汗已经渐渐消了，按照以往的经验，知道父皇这么说话的时候，自己应该问一句，于是问道：“儿臣愚钝。倭国分封，何不让倭国重蹈分封乱战之祸？何必不使之统、又不使之乱？”
李淦哈哈笑道：“昔者，太宗皇帝曾言，大乱方可大治。”
“甲申年后，救中国者，天下除暴之义兵也，非明所能变革而治也。”
“倭国亦然，倭国不乱，则不可治。乱，或大乱百年、或大治。但若乱后大治，此诚中华之敌。”
“倭国不乱，各藩与武士，便如明末之士绅、贪官。”
“若乱，说不定就尘埃一扫。柳宗元之《封建论》，不可不读。”
“倭国不乱、不统，则各安旧命、各从旧事。他若练兵，粮从何出？钱从何来？收各藩武士之利，武士为何还要保他？”
“前朝教训、本朝开国，这都是可以借鉴的例子。太祖皇帝均田免粮，入京之后，依旧拷掠贪腐，于是奉祀侯剃发上表，士绅跪迎东虏。”
“但除此教训之外，还有一事，便是汉时吴楚七国之乱。七国乱平，则天下之权尽归中央，乃有推恩之法，更有后来武帝赫赫武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