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影伴生,历来如此。
儒家这般,绿教如此,基督教也是一样。
所有的教改,都是试图从“古代先贤的经典中寻求答案”。
原因就是生产力的进步,带来的旧文化、就道德不匹配,导致的“物欲横流”、“人心不古”、“风气败坏”。
在刘钰看来,这是好事,意味着思想的解放、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文化道德总是滞后于生产力发展的体现。
但对传统的守护者而言,这是坏事。
这个时代,绿教面对新时代的冲击,也在酝酿宗教改革,催生出了哇哈比,极端保守。
日本这边兴起的古学派,也是“复古”;大顺这边的古儒派,也是“复古”。
甚至于稍早一些时候的基督教,新教加尔文宗也是复古:你一个教皇,不过也是个凡人,懂个屁的基督教大义?凭啥你来解释?
原、教旨就该人手一本圣经,而不是去信被教廷改过的东西。
道理和古学派、古儒派这群人差不多,都认为真正的“经典、大义”,被后人曲解了。你朱熹也是个凡人,懂个屁的儒学大义,就该原、教旨一人一套先秦古籍,去理解真正的先贤大义。
而古学派、古儒派找的背锅侠,是宋明理学;新教找的背锅侠,是天主教廷。
就像是新教改革之后,全部原、教旨以圣经为准,要有解释权的教皇滚蛋,那么就会催生出各种不同的流派,都号称正统。既有进步的,也有极端保守反动到比天主教还反动的。
古学古儒一派,也是一样。原、教旨之后,扔掉宋明理学,拿起先秦经典,结果就是无限可分。也就必然有极端进步、极端保守两种。
或许都打着古学古儒的旗号,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路。
现在李淦直接拿神圣化的天朝概念来说事,很可能就会成为引爆的导火索。
就像是日本古学兴起,压的朱子学马上要死了的时候,保守派绝地反击,搞了宽政禁学一样;大顺是废弃了朱子学,可保守派并未消失,只是换了个名存在便是。
刘钰不是不赞同,而是觉得李淦太急躁了,时机不对,应该再等个十几年,等到新时代的很多东西扎了根、站稳了,再来辩这些东西。
现在就该学汉文帝,不争论,先发展,走一步、看一步,等到武帝时代,自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选出正确的方向,确定适应时代的大义和理论。
而若文帝时代不用黄老之学、不用刑名之术,跳过文景之治的社会大发展、平定七国之乱、就想去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大一统,不但搞不成,必遭反噬。
只是皇帝说都说了,也改变不了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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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说了,想必也有准备。
这件事没告诉刘钰,但肯定是找了别人谈过了。
这种场合话不是乱说的,皇帝提出了问题,大臣接话要按照皇帝的意愿去接,若不提前演习过,很难那么默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