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猪爷最终没有下那封罪己诏，只怕那伙起义军，在历史上就不会再被笼统的称之为‘乱军’，而是被某位史官单立一侧列传，如‘x胜x广列传’了！
能凭借道歉让社会重回安稳，这种事在历史上也只可能发生在汉室，发生在文景二代皇帝之后五十年以内。
后世物论中，文景二帝自然是勤俭持家，抠抠搜搜攒下与匈奴决战经费的正面形象；而武帝猪爷，则是在鼎盛的武功之余，落下一个‘铺糜喜奢’的负面评价。
而在刘弘眼中，无论是三菜一汤的文帝刘恒，还是硬生生玩儿烂国家经济的武帝刘彻，都不是好的参考对象。
物极必反。
好的事到了极致，就必然会引发坏的结果，而坏的事到了极致···
即便有了好的结果，那过程也很淦。
如勤俭节约的文景二帝，自是为汉室留下了‘简约质朴’的官场作风；但最终，汉室基层的政府部门，却都成了‘绝对不能修’的烫手山芋！
为了保全官声，官员非但不敢翻新维护政府建筑，甚至还会在期间刻意制造几出因‘年久失修’而导致坍塌的小事件，以此来彰显自己两袖清风，为国为民。
等下一任官员上任，看着残破的部门建筑，更是会因为顾忌‘大兴土木’的谴责，而坐视建筑继续残破。
看上去，这番姿态确实在民间竖立的‘官家人都是好人’的固有印象，减小了地方行政阻力，提高了行政效率。
但比起这点好处，其弊端更是令人无法接受。
且先不提如此表面之下，会有多少官员在满是补丁的衣服垫一层蜀锦，光是政府建筑破败而导致的政府威权损失，就让刘弘放弃为自己设立文帝那样的人设。
残破的政府建筑，某种程度上会透露出一种‘国家贫穷’的讯息，从而延展出‘国家羸弱’的讯息。
这就与刘弘地主张所不符了——刘弘不是地主豪强，汉室不是世家宗族！
铺张浪费固然可耻，但也完全不需要低调做人，奉行什么‘财不外露’。
作为一个统一的华夏政权，刘弘应该做的是让汉室百姓时刻感受到：国家真强，国家真富！
只有这样，才能设立政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威权和形象，让普通百姓心怀敬畏，服从统治；并让敌对势力能够正确的认识到自己的愚蠢。
对内，刘弘要让底层百姓清楚地意识到：长安富强，关东诸侯必不可能成事；于外，刘弘也希望底层百姓对身后的长安中央，具有十足的信心。
至于为什么要如此在意底层百姓的感官，则是因为在汉初，百姓，就约等于准士兵！
在身处帝果煮义余晖的汉室，每一个成年男子，都随时具备被充作预备役的战斗能力！
内外战争，也同样是由中央仅有的南北两军为军官骨干，招募这些具备杀人技巧的百姓充作士卒。
当然，刘弘也没想过向猪爷学习，只要能避免官场风气转向极端简朴的方向，并适度的虚张声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