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就是，前期为闲厩使充当，所以武后到玄宗时期的诸位皇帝，无不重视闲厩使的人选。
可到了后来则为“内飞龙使”担当，全称“内飞龙闲厩使”，后来直接简化为飞龙使。
内飞龙使的使职名字源自“内飞龙厩”，其由武后设立，位于北玄武门，又称“禁马骥院”。玄武门正是禁军宿卫处，飞龙厩便是饲养他们战马的场所，共分左飞、右飞（飞骑即羽林）、左万、右万（即万骑禁军）四闲，及东南内、西北内二厩（内即是禁宫之意）。
飞龙使由宦官充当，正如上文所说，皇帝总是希望最信任的人掌管禁军所乘马的仗外闲厩。
肃、代时期，炙手可热的大宦官李辅国、程元振无不担当飞龙使。
若是到了本位面历史的后来，宦官不但垄断所有禁马，又担当了神策军中尉，后来更是担当枢密使可以入“延英召对”，也就意味禁军、禁马、朝政全归“北司”宦官集团控制，完全可操纵皇位的废立，通常所说的“宦官专权”也就由此而来的（其实宦官虽然专权，但并不会对皇权造成实质性威胁，这点就不多谈了）。
仗外闲厩的事理清楚了，那么便回到高岳奏疏的“八马坊”上来。
高岳在奏疏里说得很明白，唐玄宗大买胡马，可京城禁苑也就那么大块地方，数万匹马在那里，光是栓系饲养还好解决，但马是要跑动的，需要很大的场地，时间长了就觉得禁苑根本不够用的，再加上马要吃大量的饲料、草料，主要靠京畿地方以“草税”形式供应，很快把京畿给吃空了。
玄宗只能下令，一是将部分仗外闲厩的禁马送到边军去增加他们战斗力，二是要求河陇监牧停止再贡马（朕养胡马都够呛，你们国马就别来凑热闹），最后他还接受了个办法：
那就是在京畿与河陇间的凤翔、泾州、邠州、宁州设置了八处马坊，即《新唐书》里所说的保乐、甘露、南普润、北普润、岐阳、太平、宜禄、安定（有的史料里叫七马坊，是把南北普润合一了），共设田一千二百三十顷，称为“马坊田”——种植马匹所需的作物，然后把禁马送到这里来放牧、饲养，宫苑内只留足够禁军骑乘所需数量即可。
所以实际上河陇监牧是养马送给仗内闲厩的，属太仆寺系统。
而八马坊则是接纳仗外闲厩送来的禁马的，属闲厩使（飞龙使）系统。
两者实则是井水、河水关系，系统职能不同，地点也不同，唐朝皇帝怎可能将好不容易弄来的禁马交给外廷人呢？宋儒们写书时张冠李戴犯了错误，这群在此时代最受尊重的读书人主政，能搞好马政才有鬼了，连前一个朝代的基本概念都分不清楚。
安史之乱后，不管是监牧还是马坊，都废掉了。
河陇全丢给西蕃了，而八马坊所在的州郡也是多年杀来杀去，也没人有心思安心放养禁马。
很多原来的马坊押官、掌闲人，都沦为马贼，为害一方。
这时高岳上疏，要回复昔日的“八马坊”制度，不过他有所变化，要求在陇州的汧阳（韦皋）、凤翔的普润（神策军张巨济）、泾州的灵台（我自己）、邠州的宜禄长武城（李怀光）这些地方，先恢复个“四马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