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乍一看，革新后的兴元将兵待遇，和代宗皇帝年间的边军士兵待遇不是差不多嘛？
其实不然，代宗的大历末年，为什么每年要在西北边地投入六百万贯的钱财？一是西北边地荒残，要从关东运粮食去，一石粟米运到，米价和脚力钱合在一起要一贯五百文之多；二是代宗时期，绢布丝绸的价钱也很高昂，一匹平均要三四贯之多。
但这时李适统治时期，情况发生很大的变化。
首先，西北营田，和山南营田初现成效，高岳的兴元府尤其卓著，
江淮东南的产米也高量稳定，源源不断送来——现在西北边军驻屯地区，粟米每石所有成本加在一起，也就一贯上下（每斗一百文），比大历年间节省五百文，而高岳的兴元府每斗才七十文，也即是说每石七百文，几乎是从前的一半。
布匹的价钱下降更是显著，大历年间一匹绢布四贯钱，如今一匹不过一贯五百文。
粮和布价钱一下降，花在将兵身上的这四十贯钱，可比大历年间“值钱多了”。
也即是说，将兵这四十二贯钱，可以换六十石米，或者可以换二十八匹布，一家人足可衣食无忧。皇帝在神策军和神威军身上，每名士兵一年也不过三十余贯，号称待遇两三倍于边军，而此刻将兵比神策、神威犹胜。
而花在射士身上的十二万贯钱，并不是单纯用于军饷的，因为其实射士也不用负担军饷，高岳将其分为了三份：
一份，用于射士出战的赏设钱；
一份，用于锻冶修治兴元白草军的盔甲、大小旗帜、刀剑、弓箭；
还有一份，则用于飞山五营制造大小攻城砲具，及其他守战器械（兴元府的小型水师，是用回商和回易钱支持的）。
高岳对将兵和射士的职责，也做了鲜明的划分：
将兵，乃是常设军力，“敌众侵我州郡，须全力搏战”，“朝廷防秋，须悉数出征”，“朝廷光复河陇，须听从调遣”，这是毫无疑问的。
而射士并不脱产，并且他们耕作的稻麦或棉花，将来都是兴元府极其重要的物资，所以在刘德室主持下，制定射士的“分番戍法”，把一万一千（虚额为一万二千）射士分为三番，如出界或防秋，抽取一番和将兵合营出动，此一番的田产由留下的二番并力耕作，务求不耽误农时；但若是有敌人犯我州郡本境，“全射士，不分你乡我邑，尽数出之，扼敌归道，占据险阻，协将兵并力歼之！”
既然射士和将兵出战时是“合营”的，那么其实两者虽然驻防地不同，但登记到伍籍上却是一致的，比如将兵甲和射士乙，同属白草军“前军门枪兵马使左部（将所属的部，分左右部）第三营”，而这次乙又轮到他的番了，所以他要和所在的“撞”一道，在出征时至规定地点集合“点籍”，和同属第三营的将兵甲的撞队，合力列阵作战。
故而每次如白草军出征，实则是将兵七千，外加轮番到的射士四千左右，合计一万一千，其余的七八千射士则担当兴元的留守——出征的每营士兵比例，即将兵的撞队数目，和射士的撞队数目，恰好是二比一关系。
况且兴元将兵撞队和射士撞队的装备上，高岳经过深思熟虑，采用了“大花小纯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