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成之见地，从来都是少有不中的。”
对于郑鸿逵对女婿的夸赞，作为侄子和舅哥的郑成功亦是重重的点了点头，对此表示了认同的态度来。
说起来，多年的相处，郑成功远比郑鸿逵更要了解陈凯。其人能力不俗，且常有奇思妙想，性格处事上偏向稳妥，但也不乏冒险的勇气。
当年的旧事，其实说起来还是陈凯驳了郑鸿逵的颜面，有置郑氏家族成员于险地的成分在，为此才会使得定位战激化到了那副田地。但是，事实证明当时确实是陈凯做对了，有了马得功、黄澍二人做样，明军的海上权威以及中左所作为闽海贸易中心的地位都得到了保证，更加进一步的削弱了清军的实力，为当年和转年的反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而现在，陈凯当年的说辞也得到了印证，二人亦是深感拜服。但是感叹过后，郑鸿逵却也知道，郑成功此番请他前来，其实也是为了能让他们这叔侄二人能够统一口径来面对清廷，若是做得好了，未必不能缓和双方的矛盾。
“大木以为，对于鞑子的招抚，咱们郑家该当如何？”
郑鸿逵出言问及，郑成功则是早有成算，深吸了口气，旋即便斩钉截铁的回答道：“虏廷口口声声说会给小侄地盘用以安插部将，当年不是还说要将福建、浙江和广东三省都给家父吗。此番且与他虚以委蛇，将计就计，权借粮饷以裕兵食！”
话说至此，郑成功随手拿起了一封书信，递在了郑鸿逵的手上。后者接过书信，已知郑成功早有打算，只是打开了书信，细细的看了起来。
“违侍膝下，八年于兹矣。但吾父既不以儿为子，儿亦不敢以子自居。坐是问候阔绝，即一字亦不相通。总由时势殊异，以致骨肉悬隔。盖自古大义灭亲，从治命不从乱命。儿初识字，辄佩服《春秋》之义，自丙戌冬父驾入京时，儿既筹之熟，而行之决矣。忽承严谕，欲儿移忠作孝；仍传清朝面谕，有原系侯伯，即与加衔等话。夫既失信于吾父，儿又安敢以父言为信耶？”
不比永历元年才加入到郑氏集团旗下的陈凯，郑鸿逵是为郑成功的亲叔叔，对于郑芝龙、郑成功父子之间的关系很是清楚。
想当年，他的那位嫂子怀了郑成功，郑芝龙却因为与颜思齐等人密谋推翻德川幕府而逃亡台湾。此后多年，郑芝龙在闽海打拼，郑成功则由其母独自养育，郑芝龙所作者，无非是绝少有偷偷去日本与妻子相会一二，留下些银钱，同时知会些如花房七左卫门之类的朋友帮忙照顾，仅此而已。
这对父子之间的关系本就有所疏远，甚至到了郑成功回到老家，与父亲的关系也远不及对其母的依恋。至于后来，郑芝龙一意孤行，郑成功苦劝不得，父子亲情又与忠君的思想相悖逆，从此自然是走上了“忠孝不能两全”则“舍孝而取忠”的道路。
父子关系如斯，可却终究还是父子，清廷对郑芝龙的欺骗，此刻又如何能够取信于郑成功。这一点，郑鸿逵自是明白，否则哪怕是因厦门一役的错误处置，最终遭到郑成功的排挤，哪怕是选择了转交兵权，前往白沙养老也不肯倒向清廷，这里面并非没有这这一层的顾虑。
“当贝勒入关之时，父早已退避在家。彼乃卑辞巧语，迎请之使，车马不啻十往还，甚至啖父以三省王爵。始谓一到省便可还家，既又谓一入京便可出镇。今已数年矣，王爵且勿论，出镇且勿论，即欲一过故里亦不可得。彼言岂可信乎？父在本朝，岂非堂堂一平国公哉！即为清朝，岂在人后哉！夫归之最早者且然，而况于最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