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乎？张献忠乎？天子失德？加征的三饷？那些年的灾荒？亦或是虏师真的满万不可敌？”
“愚步行万里，征战多年，所见者，实乃王师内部派系林立，互相掣肘。天子无掌控政局之能，朝廷上下、地方文武皆疲于党争，更有鼠首两端之徒与空谈无能之辈祸乱国政。”
“如广州一战，朝内吴楚党争，地方东西两勋自相互斗、联手迫害赴援之忠贞营，广州城外，督师与总督不能并力，广州城内，外来军镇与本地卫所亦不能同舟共济。至广州城破，降者、逃者、先逃而后降者比比皆是，真正死难的却是那些真正的忠臣义士和无辜的百姓。”
“如此，党同伐异之下，虏廷如坚石击累卵，各个击破，自可如雪球滚落般越积越大。而时至今日，虏廷已然势大难治，王师不能并力一向，所获不过一时之胜，不能为长久之利也！”
力合则强，力分则弱，这是最简单的道理，当年在广州的所见所闻，以及所经历的那些在陈凯的心里留下了极其深刻的烙印。但是明廷内部的党争已经是积重难返，在这种情况下，清廷看似已然不可战胜，但却也并非必然如此。
“虏之所持者，八旗也。西宁王阵斩尼堪，实证明真正满洲非神兵天将，亦乃常人耳。满洲八旗，入关之初旗丁不过五万，征战十年，伤亡高于人口涨幅，只是越来越少；蒙古八旗，实乃满洲之补充，既为补充，丁口自不能与满洲相比，不过两万余人；至于汉军，血统上与我华夏生民多为一致，虏廷凭小族临大国，自不敢本末倒置，至今亦不过三万余。”
“凭十万八旗，虏须控扼两京一十三省及辽东、漠南蒙古等地，早已捉襟见肘，全凭绿营协助。可是即便如此，皇明幅员辽阔，亦使得虏师疲于奔命，战战兢兢。”
“是故，杀满洲一人，则虏廷权威动摇一分；杀满洲十人，则虏廷权威动摇十分；以此类推，满洲数量越少，则虏廷对绿营之控制越低，其土崩瓦解之象越甚。”
“奈何虏廷狡诈，素以绿营汉军为炮灰，用汉人杀汉人，其可自收渔人之利。而绿营奸猾，王师强盛则鼠首两端，王师势弱则似豺狼饿虎。正因为此，国朝中兴并非一日之功。而汉家七千万丁，双方丁口天差地别。王师步步蚕食，不出大错，总有耗尽八旗之日。届时，国朝可以中兴，百姓可以安居乐业，而亡者，亦可以在九泉之下痛饮仇敌之血！”
关于明亡，内在、外在的因素有很多，陈凯认为最大的问题还是明王朝自身的问题累加起来才给了窃明者以可趁之机，无论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亦或是军事问题。原因无他，以着明王朝那个时代的体量，在欧洲列强还没有发育起来的17世纪前中期，用后世某些人的话说，能做大明的狗才是最大的荣幸，甚至万历抗倭时努尔哈赤也不过是欲当狗而不可得的一个。
可是现在的问题在于，明王朝的内斗还在继续，清廷也不会给明廷一个整合、喘息的时间，早前的势头无非是休养生息多年的大西军和受海贸滋养的郑氏集团的爆发而已，实际上与明廷中枢没有半个铜子儿的关系。
“那我们难道就这么看着国朝覆灭，衣冠文明被鞑子尽毁不成？”
这句话，说出了在场所有人的心中所想。值此时，邹楠回想起当初陈凯在南澳讲学时的口吻，斩钉截铁的对他们复述道：“我们不会就这么干看着，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了击败虏廷而努力。现在，王师被鞑子挤压在大西南和东南沿海的边边角角，咱们就在虏廷的腹心处通过互助会来完成对基层的控制。等到咱们的实力够了，配合广东的总舵主，就是虏廷腹背受敌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