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讨论的正是能否扩大大队鸭子大鹅的养殖规模，扩大蛋类生产问题。
大部分人都同意扩大生产，尤其是年轻干部，他们不喜欢勒紧裤腰的日子，不喜欢吃不起肉买不起收音机、自行车、娶不起媳妇的感觉。
一个年轻人道“支书大伯，现在社会变了，政策变了，咱们大队也得变变。”
另一个年轻人立刻附和，“对呀，人家管家埭和鱼龙圩大队都在加大养殖力度，社员的腰包都鼓起来，四外村的大闺女都爱嫁到他们村去。”
大队长年纪也大，知道孙老支书的意思，他吧嗒两口烟袋锅子，“政策是那么好变的这大队种什么、交什么，都是有计划的。行啦，暂时就按原计划继续。”
有个年轻人不服气，撇嘴嘟囔了一句，“老顽固。”
孙老支书瞪了一眼，“你小子说啥大点声”
那年轻人却不敢，他当然不敢，老支书在大队当了这么多年支书，那威严大着呐。
他们虽然有些不满，却也不敢直接顶撞。
一说散会，他们就各自回家吃饭去。
年轻人少不得要聚堆背后嘀咕几句，他们大队的领导班子真得改改了，一直都是老孙支书和大队长组合，年轻人都没机会。
瞅瞅人家别的大队，书记和大队长都四十出头，他们这俩都六十多了。
可惜大队和大队的干部选举不一样，每个大队都有自己的历史问题以及习惯问题。
孙家官庄这些不服气的年轻人也就是自己不服气，他们爹娘可服老支书呢，而且是无条件相信。孙老支书说啥，他们就信啥，他让咋干，他们就咋干。
这当然不是盲目信任，而是在常年的生产生活中积累下来的信任。
当年饥荒的时候外面人都有饿死的，他们大队却没，外面都吹什么亩产十万斤的时候，他们依然老老实实地打粮食，交鸭蛋和藕等副产品。
公社要求按照亩产万斤的数目交公粮，外面大队都交不出只能把储备粮、口粮都交上去。他们大队之前报上去的就是正常数目，虽然公社有处分下来，却被老孙书记一人背了，满村子没用为了交公粮饿肚子吃树皮。
后来老孙书记又据理力争，说孙家官庄地少水多，以后要取消他们交公粮的任务，他们可以交藕、芦苇、鸭蛋、鸭子等副产品当公粮。
公社不同意他去县里申请，最终申请下来，不但孙家官庄受益整个水泊公社都调整了任务粮的内容结构和数量。
所以只要年轻人说老孙支书老顽固，不肯改变，拒绝进步，村里老人就骂自家孩子，“你们懂个屁，老支书吃的盐比你们吃的米多。哦，你们说自己走的就是改变的路，难道我们不是从年轻时候改变过来的这几十年我们是一直不变的吗”
孙老支书正和大队长说话呢，就见四宝儿嗦拉着糖噔噔跑过来。
四宝儿嘴里喊道“爷爷，大军小岭哥哥他们来了，大军哥哥说他有什么好事儿要告诉你。”
孙老支书听说亲家孩子来了，就以为亲家母也来做客，就赶紧收拾一下回家待客。
那边又有人说知青点来了一些省城美院的老师和学生，他们过来采风要住在知青点。
孙老支书摆摆手，“让他们随意，你们多照应着点，派俩女人青年的跟着，别让他们掉河里去。”
水泊这边环境特殊，所以不只是美院的来画画，还有报社、杂志社的来摄影，还有大厂宣传干事带着明星过来拍宣传画报呢。
孙老支书也习惯了。
他一边走一边盘算着大队的活计。
现在已经深秋，孙家官庄本来地就少，秋收也比其他地方轻松不少，不过他们过阵子也得组织人手下河挖藕，这是一项苦差事。
他们还得组织人收割芦苇，冬天没事的时候就让男人女人编席，既能满足自己村里需要，也能送到供销社交任务，还能卖出去一部分。
哎，就是卖出去这一部分，多少有些不好掌握，少了见不到钱，多了就犯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