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所想给白峰洗刷冤屈,摘掉他头上那顶右派的帽子，彻底为他平反，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将他的组织关系转过来。
否则,名不正言不顺。
但在80年代初,想要转一个人的组织关系真不是件简单的事。首先你得有指标，其次你还得有过硬的理由。
不说指标紧俏的堪比自然灾害时期的口粮，一堆职工家属等了几十年都没弄到指标转到同一个单位；单一个转人的理由，就实在够呛。
研究所又不是街道工厂这种大集体单位,但凡是个人，还活着,都有借口把人弄回来。它要的是专业技术人员啊。
白峰的确专业出身,但他已经疯了。研究所要个疯子有何用
田蓝急了“他是怎么疯的他就是硬生生被逼疯的。他为什么会发疯归根到底，不就是头上的这顶右派帽子吗”
王上校有一说一“他在监狱里还是正常人，还给大家上课呢。”
真正被关进大牢的右派并不多，结果他们监狱却有好几位右派分子。不知道管理方是怎么想的，大约是怕这些右派分子污染了其他纯洁的犯人,所以干脆把他们关进一间牢房。
白峰就成了这些牢友的老师。他在解放前就做过高等教育,还是留过学的高材生。在那个年代，是难得的高级知识分子。
狱友们普遍年纪比他小,有青年工人还有中学生。一开始大家不愿意学习,后来发现不用学习转移注意力,他们会在自我否定中活活逼疯自己。
明明他们响应号召，为单位为组织寻找缺点,怎么就成了攻击社会主义，反党反人民了。我们党优良的作风难道不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吗人民监督难道不是我们杜绝自己成为李闯王的法宝吗
就这样,白峰在监狱里收了一批学生。先开始是这几个右派分子,后来随着他们陆续刑满释放,他又多了其他狱友。他的学生就愈发繁杂，有小偷，有贪污犯，甚至还有杀人犯。他居然也能坦然地继续当他的老师。
出狱转去劳改农场时，连监狱长都帮他写信，证明他在牢里受到了积极的改造，推荐他去农场当中学老师。
王上校认真地强调“这些证言都能证明，他发疯的真正原因不是在研究所被打成了右派，而是在农场遭遇的折磨。妻离子散，孤家寡人，彻底摧毁了他。”
田蓝真的很想翻白眼。
人果然是生物啊，生物的本能就是趋利避害，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能推诿就推诿。
到了这个时候，还要在“究竟是什么逼疯了他”的细枝末节上纠缠不休。
她扯了扯嘴角，认真道“那研究所好歹也算白峰老爷子的娘家吧，当年他是在研究所被划成右派的吧。”
王上校头痛“田蓝同志，平反是件很严肃的事，他必须得经过严格的流程。白峰同志的遭遇，我们都非常同情，但我们不能越俎代庖。”
“那我们能替他申冤吧。”
“你怎么就听不明白我的话呢他的组织关系不在”
田蓝摇头，打断了王上校的辩解“您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是说，既然他的妻儿都是惨死，那是不是应该为他们讨回公道他的妻子被人侮辱，他的儿女死于武斗。强奸是重罪，过失杀人也不应该免于刑罚。白峰是疯了，没办法为妻儿讨公道。研究所作为他的娘家人，难道不应该站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