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隐并非领衔主演，又有栗山提前过问了她的戏份，将排期都集中到了一起，满打满算拍摄时长也不超过两周。前一周，应隐主要在影视城完成上海戏份。她穿一身半新不旧的直筒蓝色棉布长衫，提一枚花色蝴蝶扣布包，头发剪短烫卷，戴一副银色椭圆框眼镜，给人以不中不洋、既书卷又市井的感觉。
这是造型组根据栗山要求而特意更改的形象设计。漂亮的女人从事革命太过显眼，潜伏成本高，如此市侩的模样，成为英玉华一次次躲过盘问搜查的契机。
但无论如何，上海对一个革命者来说，都太过危机四伏。这个城市里还在坚守的同志越来越少，不是被捕，就是被迫害，终于，再又一次将宣传读物送往秘密印刷点后，回到弄堂的英玉华，见到八仙桌上碗口到扣，一张纸条字迹潦草「已暴露，连夜出城，切勿停留」
拍摄第九天，应隐转至位于更北方的红色革命根据地旧址，进行b组的农村戏份拍摄。
原本顺利的拍摄从这一天开始出了问题。按影片的美学设计，在农村的戏份是宁静的、和煦的，冬季的母亲河泥沙沉淀，清澈地在平原上平缓流淌而过，白鹭起落，风穿行于沿岸的芦苇荡间门，温热悠长。
但天公显然不作美，先是应隐的那班飞机因为沙尘暴和雷暴而迟迟无法降落，最终被迫降在两百公里之隔的邻市。为了不耽误进度，剧组联系了车辆，将她连夜载往片场。但后半夜暴雨骤至，传来前方小段公路塌方的消息，只好绕道另一条砂石路。
这路经过矿区，平时都是大型工程车和火车进出，早将路压得坑坑洼洼了。开了一半，这台临时调度来的商务车果然抛锚，冒雨抢修两个小时后再度上路，抵达剧组时，已是凌晨五点。
b组的制片主任是熟脸儿，叫杜若堂，圈内人喊他老杜，油滑得捉不住，惯会捧高踩低看脸色行事的，见应隐遭了这么大罪，隔着两里地就开始叫唤“应老师应老师我的应老师，哎哟，按说走公路也就仨小时的事，谁也没料着塌方啊打喷嚏了毛巾呢怎么没人给应老师送热毛巾我带您去房间门，您扶着点我”
应隐一连打了好几个喷嚏，白色球鞋刚一下地就是一脚泥。
“这里还下雨不是缺水吗”俊仪跟在后面问。
“是啊，”老杜连俊仪的话也垫着，“可不是吗我们向导也说少见。”
这是个不大不小的景区，也是个自然村落，平时基本没人来，只在春天开梨花时，有一些远道而来的客人。片场就在村子里，剧组则住在村外唯一一间门景区酒店中。这种条件下也别挑什么五不五星单不单间门了，所有人一视同仁全住标间门，工人师傅们有些就干脆到村民屋子里借宿了。
老杜把住宿条件一板一眼地通报解释了一遍，宽慰道“还是有好处的，热水快，有电热毯，毛毯管够，您还好就拍几天，将就将就。”
哪知这个“几天”就变成了一周，又从一周茫茫然地无限期了下去
因为天它老是不晴，太阳它老是不出。整天阴着，对于需要自然光的户外戏份来说，无疑是灾难。
b组的摄影风格是钉死了的，唯其光影流淌岁月静好，才更能衬托血色牺牲的残酷无常。一个革命者，她死的那天也许天是蓝的，风是暖的，鸟是叫的，芦苇荡芦絮纷飞，自然界的一切都很美好，但她就是死了，与美好的一切作别。
这是栗山一贯的死亡美学，虽然他只担任总监制，但他的风格显然强烈地影响着整部片子。因此，除了等太阳，b组也着实是没别的办法了。
分管这边的制片人天天半夜爬起来看星象，就差自己跪地上起一卦了。有时候难得晴一个小时，整个剧组人仰马翻，吭哧叮哐一顿凶猛操作，还没来得及调好光，乌云便又来了。
应隐那晚上就受了风寒，头几天感冒昏沉，后面几天别的症状倒是没了，但一睡觉就咳嗽，直咳得胸腔疼。
睡不好，第二天仍得早起化妆，然后在对太阳光的漫长等待中昏昏欲睡。
商邵每天例行问她拍摄顺利与否，应隐不想让他多担心，总说“顺利”，“顺利”得超期了六天后，瞒不过去了，老实交代“一直在等太阳”
“等太阳”
“嗯，没太阳光，就没有导演要的感觉。”应隐坐在小马扎上，答着答着，想咳嗽了，便找个借口说导演找，匆忙之间门挂断电话后，撕心裂肺咳嗽起来。
俊仪一边拍着她的背，一边把一旁沏的八宝茶递给她润喉。她细心，沏茶时将芝麻挑了，多放了几片苹果干进去。
“我借了厨房，给你炖了冰糖梨。这么咳下去不行。”
“这么拍下去咳咳也不行”俊仪拍得很用力，应隐只觉得肺快给她拍出来了，“好痛咳咳咳别、别拍了”
程俊仪赶紧收了手“你是不是都把药偷偷扔了”她凝着眉头。一天三顿按剂量喂的，偏就是不见效。
“我吃饱了撑的”应隐咳得脸色煞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