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国中期以后，情况急转而下。
首先，是韩非等法家主张抑制商业。
韩非认为，商人本身不创造财富，是“邦之蠹也”。
他首次提出农是“本”，商是“末”，要“重本轻末”。
随后，商鞅在秦国变法，把法家的“重本轻末”通过一系列制度传下去，影响了其后封建王朝两千多年的历史。
秦朝，商人被称呼为“贾人”，朝廷采取编户管理，一入市籍三代都不能更改，政府征发戍边，他们是首先被遣戍的对象，地位形同罪犯。
汉初继承秦朝的抑商政策，对商人“重租税以困辱之”；并且立“七科谪”，规定有7类人不享有正常的人身权利，国家可以随时把他们发配充军，这7类人中除了罪吏、亡命、赘婿之外的4类人，还有商人及其子孙；
尤其是汉武帝时期，向商人征收“算缗钱”，要求商人每2000钱必须缴纳120钱作为财产税，普通人一部分车缴120钱财产税、商人要缴240钱，5丈以上的船只每艘缴120钱。还颁布了“告缗”，鼓励商人互相揭发偷税，以透漏税款的一半作为奖金；
宋元时期，对商业税按高比例征收，名目越来越多；
晋朝时期，法律规定商人在市场做买卖必须在额头上贴着写有自己姓名及所卖货物名称的帖子，还规定必须“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
前秦规定上人家的女人不能穿金戴银，也不能衣着锦绣，违背者弃市；
唐朝法律规定商人不能骑马，商人子嗣不能参加科举；
明朝规定“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袖纱”。
清朝对商人对商业的态度，因为时势的复杂，政策也比较复杂，从一开始的“闭关锁国”“轻商抑商”到后面的兴业兴国，三言两语说不完。
历代统治者除了因为儒家思想里“重义轻利”，法家的“重本轻末”，还因为流动性强的商人不如农人好管理。
吕氏春秋用一句话说出了统治者的心声
“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
朴实的农民统治者好掌控，好掌控就意味着边境安稳，帝王的统治稳固。
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
不，几乎是每朝每代，末年都离不开农民起义。
恰恰是帝王眼中最朴实最好掌控的农民，一旦忍无可忍，反抗起来就是野火燎原，寸草不生。
但是，商业经济，并不是打压之后就没有问题。
商业，货币，市场经济，向来是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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