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太子刘据也觉得汉武后期朝廷用法过重，但两者又有些区别。卫太子不认同酷吏，觉得酷吏用刑过严，但他并没有跑去和汉武帝说什么皇帝这么干不行，应该怎样怎样，也没觉得朝廷要专任儒生。”
“说皇帝执政问题和觉得刑罚太重这完全是两种概念，如果刘据也和刘奭一样对皇父指手画脚，以汉武帝晚年的脾性，太子可能就不用江充等人来构陷了。且汉武帝虽然该怎么干还是怎么干，但对儿子的想法是赞许，也允许儿子和他不一样干。”
“不同于卫太子觉得坏事都是酷吏干的，我爹是明君，然后汉武帝觉得我儿子说的都对，虽然不明白为什么这样的父子最后竟然是悲剧收场了。面对太子刘奭的指手画脚，汉宣帝是很生气的，并且说了一番对于储君而言可以说是非常严重的话。”
“对于太子的指责，汉宣帝的回答是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注1就是说俗儒不能洞察世事变化，喜好厚古薄今，担不起治理国家的重任，万不能专任儒术。”
“汉宣帝对专用儒术的弊端，是一阵见血啊。前面我强调过国与国的交往应首重利益，凡事应以维护本国利益为要。内政需要德政，但其实也是需要利益的。如果朝廷的官员只晓得之乎者也圣人之言，不懂经济民生，那国家就无法长久。”
“儒家过于看重所谓德教，但这德教又常浮于表层。莫说治国不能专用儒术，纵观历史，流芳百世的名臣，即便读四书五经出世，又有哪个会所学仅限于儒。传世名臣基本在儒术外也会精通经济、民生、律法等，甚至更偏门的学识。比如唐代明相狄仁杰、宋代名臣包拯等，又如被誉为法医之祖的宋慈。”
“宋慈师从朱熹的弟子吴稚，在太学时深得主持太学的理学大家真德秀看重，根正苗红的儒家理学一脉，进士出身。可宋慈却没有儒生的酸腐，愿意专注于刑狱，因其认为狱情之失，多起于发端之差，定验之误，亲自研究被视为贱业的验尸之道，并写下了之后历代刑狱官案头必备的参考书洗冤集录。”
“在现代，对于刑事案件审之又审是大众认知，但在古代全尸入土为安甚至超过死者的冤情。验尸被视作贱业不说，许多时候都是遮遮掩掩，家属宁愿死者枉死都不让检查就更不要说解剖了。宋慈正统儒生进士及第的官员，却能实践并写出洗冤集录在那个时代绝对是惊世骇俗的存在。”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每一行的祖师在其所在的时代都是惊世骇俗的存在。因此这样的人终归是少数，就整体而言，儒家更多一些死读书的贱儒，他们大多没有那么懂得洞察世情，许多时候对本国百姓尚且没有做好教化之德，却妄想以德来感化四夷。”
“典型的案例就是怂宋，主动给别人送钱送地，一厢情愿觉得别人会感恩，这种想法真是愚蠢至极。当然了，现代社会这种圣母也不少，欧洲不就经常有真善美的少女去帮助他国难民最后被女干杀，亦或是好心收留他国难民最后被鸠占鹊巢，然后受害人父母还对凶手给予了祝福绝不仇恨吗”
“我是不懂这种情操，并大受震撼，以及幸好我们的主流思想不是如此。当然还是需要警惕，警惕被这类蠢物控制主流思想。夷狄畏威而不怀德，你想要教化，没有问题，但你必须先将他打趴下才能加以教化。”
“这就像我们的先人驯服禽兽，你要先有能力控制野兽，才能逐步驯化。比如要把狼驯化成狗，你要先把狼打趴下，然后一手棍棒一手食物去训它。要是越过了打趴下这个步骤，手无寸铁拿着食物上去投喂，然后说你要听话你要听话，那么狼会毫不犹豫的吃掉你。”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专用儒术不好。儒皮法骨道家脑，法和儒就是驯狼的棍棒和食物，而道家脑指的是驯狼的策略。汉宣帝看到了专用儒术的弊端，察觉了太子的倾向后，一开始不是生气，而是忧心大汉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