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张居正的新政，到了万历七年之后，越来越激进，甚至变得极端，尤其是一条鞭法的全国推行，在白银不足的情况下，不失败才是怪事，万历皇帝当然不是个东西，自掘坟墓，可是革新派的极端化困境，也是朱翊钧这个新政主持者必须要摆脱的困境。
极端，就是非理性的，理性革新派，最后都会变成非理性的革新派，进入极端化困境中，无法自拔，而这个时候，保守派开始登堂入室，开始了全面反对和纠错，就成为了必然。
当理性的保守派开始对过去的错误进行纠正的时候，矫枉过正就会出现，随着世势的发展，理性逐渐消失，然后必然陷入了下一个循环，极端保守派的极端化困境。
在某种情况下，保守派和革新派都要必然面对同一个问题，极端化的困境。
极端保守派也会被广泛反对，理性革新派开始出现，如此循环往复。
可问题是，大明能经过几次这样的折腾？别说大明，就是法三代之上，贱儒们推崇的先王圣贤们，面对如此循环往复，能经历几次这样的折腾呢？
这些年，张居正变得越来越保守了，他反对自己提出的还田令，他自己编纂的阶级论，第三卷和第四卷，压根就不肯动笔，他反对一条鞭法的全国推行，他甚至在反对过分的振武。
显然，张居正的这种变化，是在压制革新派向非理性的极端蜕变。
“这文章看起来是一篇非常无聊的辩经文章，甚至在士林里，都翻不起多少浪花来，可朕觉得他提出的这个困境，是朕必然要经历和面对的。”朱翊钧反复斟酌着面前这份杂报，写的很好，但没人愿意看就是了。
理论这种东西，向来没几个人喜欢。
眼下的大明，才子佳人才是佳话，广受追捧，这种纯辩经的文章，真的没什么市场，也不会被人关注。
马经纶个人认为，浙江九营入城剿匪、松江府蔓延的挤兑潮、崇德坊的匠人操戈索薪、废除贱奴籍时奴仆们的操戈索契都是非理性的，但这种非理性的斗争行为，却不是毫无意义的，正是这些非理性的斗争、革新行为，兜住了共识的底线。
而眼下的大明，就刚刚好，锐意革新的同时，朝中保留了一部分的极端保守派，极端保守派的存在，压制革新派的极端进程。
在原来的历史线里，张居正是无法保留一部分的极端保守派，任何反对他革新的人，都会被他彻底打击，没有皇权的支持，张居正只能摄政，不断地加速，因为万历七年以后，有了自己想法的万历皇帝并不支持张居正的变法。
马经纶觉得当下的大明就刚刚好，朝中必须保留足够的保守派，至于保留多少，那就不是马经纶要操心的事儿了，这里面的度，需要长期实践的总结，而马经纶没有这样的实践经验。
“臣让人去问问，看看马经纶愿意不愿意，如果不愿意，就给他用笔名化名一下。”冯保领旨，在他看来，这种辩经文章没有任何的意义，道理讲的再好，做事的都是陛下，陛下的意志高于一切。
万历十三年八月二十日，老天爷终于赏脸，给了大明皇帝一个面子，天朗气清，能见度极高，甚至连金秋的早上，都没有晨雾笼罩，在万士和的主持下，大明朝的阅舰式，在松江府新港举行。
孙克弘也在赶往新港的路上，他受邀参加国朝大典阅舰式，送邀请函的是松江镇提督内臣张诚，张诚非常明确的告诉孙克弘，这份邀请是大明皇帝钦点的，对这次挤兑潮中，中流砥柱一样的松江远洋商行进行了点名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