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手里这道奏疏，是科道言官监察御史王问卿、吴岳秀二人联名上的奏疏，这本奏疏就一个意思，那就是刘晨晓不能做会元，不仅不能做会元，甚至不能做举人、秀才。
根据远方表叔的供词，刘自机在宣府做墩台远侯那几年，走私贩私，每年要从内地带数百斤的盐卖到草原，而且还给人方便，帮忙商贾指路，是知法犯法，是通虏之罪，如果刘自机通虏的犯罪事实成立的话，那么刘晨晓作为罪人之后，就不得入仕。
这案子甚至都不用查，朱翊钧就知道这是事实，因为是那时候的普遍现象。
墩台远侯是个搏命的行当，刘自机做墩台远侯的目的，也是看重了丰厚的回报，这些个墩台远侯们依靠自己的带的货物，来打造自己的人脉，进而可以深入虏营，而且在追捕的时候，也有托庇之处。
刘自机做墩台远侯，是在隆庆二年到隆庆五年末，那时候朝廷国帑空荡荡，度支只有三个月。
提刑指挥使陈末也干过，朱翊钧听陈末说过墩台远侯的生活。
这件事合情，但不合法，而且决不能合法，合情是因为那时候，没有点灰色的收入，谁愿意去草原上搏命？不能合法，否则就会助长海防巡检走私贩私之风，别说禁阿片了，连正常的巡检都会变成敲诈勒索。
这种事很普遍，比如船东会默认水手上船的时候，携带不超过三百斤的货物，作为自己的行李，其实就是允许船员自己带货，和番夷沟通往来，赚取丰厚的财富，下海可是搏命的事儿，没有厚利，不可能吸引人搏命。
整件事麻烦就麻烦在了这里，不上称的时候，可能只有四两重，但一上称，千斤打不住。
“贱儒就是这样，总是逼朕在最高兴的时候揍他们。”朱翊钧将奏疏揣进了怀里，作为封建帝王，展现封建帝制局限性的时候到了。
这个案子，朱翊钧不打算留中不发，而是选择拉偏架，他打算以刘自机已经牺牲、死无对证为由，认定远方表叔污蔑，强行把这件案子摁下去。
因为不摁下去，这会试中了举人的二十八人，都要被这些贱儒们清算。
至于弹劾的两个科道言官，朱翊钧准备给他们升迁到旧港总督府去，既然如此明察秋毫、秉公办事，到了开拓的桥头堡，一定会有极好的表现！
封建帝制就是这样的局限，皇帝的意志大过律法。
朱翊钧回到了通和宫继续办案的时候，收到了一份奏疏，来自内阁首辅张居正，这本奏疏非常非常奇怪，是全楚会馆在万历三年以前，收受贿赂的账目，就是张居正受贿的铁证，由张居正亲自呈送御前。
张居正的意图非常明显了，贱儒既然打算翻刘晨晓这个会元的旧账，张居正也打算翻百官们旧账了，先翻自己的，再翻别人的，他逃不掉，别人更逃不掉。
主打一个互相伤害。
张居正在隆庆元年起势之后，就开始收受贿赂，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张居正一共收受贿赂折银高达二十三万两白银，而且还有各色宝物，这部分是不好计价，比如当年王世贞送给张居正的画，宋徽宗的《竹禽图》，光这幅画就得十数万两白银，这幅画在朱翊钧大婚的时候，进了内帑。
朱翊钧还认认真真的研究了一番这账本，他在找戚继光送的波斯美人和三十二人抬的大轿，奈何没有。
大明皇帝显得非常不屑的说道：“收了十几年的贿，还没朕赏赐的多！要不是先生不要，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应该挂在先生的书房了，要是查先生贪腐，是不是先从朕查起？大明皇帝也行贿啊！”
朱翊钧每次去全楚会馆蹭饭，可都要带礼物的，而且都是宫里的至宝，太过于贵重的，张居正都是严词拒绝，太金贵了，他张居正还得专门养一群人保养这些至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