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没有这种‘理性’，他是个活生生的人，在科道言官攻讦到了墩台远侯的时候，朱翊钧一点都不理性，直接下令把两个家伙扔到了爪哇岛，跟大鳄鱼龇牙去了。
哪怕是刘自机真的带了盐去了草原，在忠烈后人这件事，朱翊钧不允许任何形式的试探。
“没有同理心之外，则是狂妄和傲慢。”朱翊钧说起了异化的第二重境界，这种狂妄和傲慢，即：我就是规则、我就是律法、我就是逻辑、言出法随、天下莫敢不从，我就是绝对正确的‘朕与凡殊’，自己自认为自己是圣人，不再是凡人。
犯病最严重的无疑就是明堡宗朱祁镇了。
“权力的异化，危害最大的就是迂腐，无法接受新兴事物和新的观点，固执的认为自己是对的，是世界错了。”朱翊钧简明扼要的阐述了最大的危害迂腐。
迂腐就是沉溺于‘朕与凡殊’的叙事中，构建出一个脱离实际、全靠臆想、绝对虚妄的泡沫世界、地上神国，具体表现就是当权者的一厢情愿，不正视现实，罔顾现实的指鹿为马，让自己所领导的组织、社会、江山社稷，缺少新的前进动力。
站在过往的经验和功劳簿上，不断地重复着过去发生一切，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这就是权力异化的最大危害，迂腐造成了政权的腐朽。
权盛者摧，功高者隳。
朱翊钧乐于接受新鲜事物，无论铁马还是摄像机，他都没有那种古板的迂腐，他积极拥抱这些新的变化，积极推动甚至是主导生产力的发展，让大明获得新的前进动力。
这是很危险的，历史告诉朱翊钧，这可能对他的皇位形成颠覆性的冲击，但朱翊钧无所谓，大明变得更好就足够了。
朱翊钧亲自摄像，破除了摄魂术的谣言，又开始了每日的忙碌，黎牙实是费利佩的使者，是世俗官，而伽利略是个学者，反对宗教，大明唯一能公开活动的传教士，只有利玛窦。
但利玛窦的传教并不顺利，在大明腹地，他不被允许传教，而在草原上，利玛窦的传教更是一塌糊涂，已经狼狈的回到了京师，继续研究《道藏》去了。
大明拒绝传教士，其实是拒绝泰西教士们的思维方式，泰西的传教士的行为方式，最大的问题就是强迫他人接受自己的思维，这是被大明所抵触的。
泰西人做什么事儿，都是一股子宗教味儿，你不可以不赞同我，你如果不赞同我，就是异端，就要彻底消灭，这种思维方式，对于大明而言，就像是有毒一样。
我过我的日子，你非要对我的生活方式指手画脚，那就会被抵触。
大明只喜欢泰西的算学，因为现在大明的算学，称不上是天朝上国式的领先。
朱翊钧的目光看向了朝鲜战场，戚继光已经布置下了一个巨大的口袋阵，摆出了明牌，逼迫倭寇在平壤，跟大明军进行第一阶段决战。
而此时在大同江的东侧，倭寇已经集结了四个军团，人数高达7.7万倭寇，12万的花郎协，就是由朝鲜人构成的协从军，这十二万的花郎协，被之前朝鲜国王养出来的花郎所统领。
这些花郎在战争之前，骑在朝鲜军兵的头上为所欲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