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崇古点头说道：“然也，韩非子在五蠹篇，指名道姓的骂了他们。”
张居正想了想回答道：“韩非子骂的也是贱儒，又不是把所有的儒生都给骂了，谁跳脚，不就是把贱儒的这顶帽子，带到自己头上了吗？也挺好，贱儒自己跳出来了。”
“再说了，他们就是跳脚，也改变不了什么，这是必然。”
“元辅所言有理。”王崇古认可张居正的想法，并且在浮票上落印，下一科的科举，要考《韩非子》了。
现在考举人要考算学，而考进士要考的东西很多，原来儒学的权重，正在逐渐的降低。
兴文教和振武事，是万历维新关于文化方面的重要部分，以科举为引，改革教育，这是大势所趋，这些个贱儒们就是再不满意，陛下活着的时候，他们只能憋着。
有本事就把皇帝杀了，没那个胆量和能力，就只能受这个气。
张居正和王崇古讨论的具体问题，就是韩非子里有一篇文章，叫做《五蠹》，说的是国朝的五种不得不除的害虫，首当其冲，第一害虫就是喜欢法三代之上的贱儒。
韩非子是法家，最讨厌的就是这些守旧的儒生了。
用韩非子的话说：古今社会风俗不同，新旧的政令自然也不同，若一味的追求宽大和缓的政令，去治理巨变时代的民众，就像是不用缰绳和鞭子，驾驭烈马一样的可笑，这是不明智的祸害。
古时候，万民为何不争？因为人少，即便是不耕种，打猎和采集就可以完全够用了。
三代之上所谓的宽缓之政，本身就虚无缥缈，经不起推敲和考证，真假不提，古人轻视财物，并不是因为仁义，而是由于财多；今人互相争夺，并不是因为卑鄙，而是由于财少。
(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
今天急世之民，为何争抢？因为人多。
一个家庭有五个孩子不算多，而五个孩子还有五个孩子，大父还没死的时候，就有二十五个孙子了。
三代之上，先民才多少人？而现在民多而财寡，即便是费尽了所有的力气去劳作，依旧是无法供养这么多的人，所以万民皆争，不争就得挨饿受冻，而朝廷的政令，加倍地奖赏和不断地惩罚，结果仍然免不了要发生混乱。
（是以人民众而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而在这个时候，这些个儒生们，只知道愚昧的称颂先王之道、宣扬仁义和道德、讲究衣物的华美、用诡辩、巧辩、言辞来抨击今日的政令，用先王时代的法度，来扰乱今日的法令，动摇君王的决心。
（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
这是韩非子抨击的第一蠹虫，学者。
而韩非子抨击的第二种蠹虫，言古者，就是假借纵横家之名谋取私利的人，弄虚作假、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借助国外的势力来达到私人的目的，自己放弃大多数的人社稷利益，还要鼓噪他人放弃集体利益，扰乱国朝的公序良俗。
（其言古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