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嘉靖初年，嘉靖皇帝曾经明确下旨，虏寇临边尚未入境，官军不得出兵捣巢，以启边衅。
当时大明的边方策略是怀柔为主。
到了嘉靖二十九年，胡虏入寇京畿后，道爷被俺答汗堵在了京师里出不去，这种城下之耻，让道爷的态度彻底转变，无论虏寇是否犯边，皆可出兵捣巢。
嘉靖三十年，道爷下旨：宣大陕西将领所蓄家丁，平居则出边赶马，以图印卖，有警则按伏斩获，以图升赏，固壮士乐为之。
胡虏的脑袋一个五十两白银，抢一匹活马，十两银子。
因为朝廷政策转变，一个庞大的、以家丁为主的捣巢赶马的马匪集团，就此形成。
边方各将领所蓄家丁平日的花费，全都赖捣巢赶马供应，而将领每年固定时间出塞捣巢，所获不仅不会被朝廷惩处，还会大肆恩赏。
这就是陆地版的私掠许可证，捣巢赶马开始浩浩荡荡的进入草原，以墩台远侯夜不收为向导，一队规模在一百人到三百人之间，大约有五百多个捣巢赶马队，每年要出动三到五次。
现在大明散在鲜卑草原上，以墩台远侯为首的冒险队，其实就是过去的捣巢赶马的马队。
这些马队中弓马娴熟的人，会被遴选为客兵，这些客兵的出现，终于阻止了俺答汗的南下，甚至大明开始有效反击。
隆庆二年开始议和之后，朝中大臣都在议论，是不是要将捣巢赶马给停了？
王崇古上奏坚决不可，议和≠不抢，有公式做题是真的快。
王崇古一面在内阁的授意下和俺答汗议和，一面加大了捣巢赶马的规模，从五百队，增加了上千队，从三到五次增加到了九次。
王崇古的理由非常充分：‘制虏之策除战守外，惟捣巢赶马可以滋养军丁，近以西虏通贡互市，暂议禁止，遂使虏敢入而我不敢出，甚为失计。’
以战促和，朝廷没钱，总得弄钱滋养军兵，议和归议和，但抢还是要继续。
隆庆四年议和成功后，俺答汗的亲弟弟老巴都入京朝供，就在面圣的时候，对隆庆皇帝大倒苦水：你们兵马专劫我们房子，赶我们马匹，昼夜防范不得安生！
隆庆皇帝表示：这都是捣巢赶马这个利益集团在阻止和谈，生怕没了他们的利钱，朕这就晓谕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呢，以后一定安定守边。
（恐怕断了他们捣巢赶马的利路，俱各恳告不要容贡。晓谕众军丁务要安分守边，如有犯边达子，才许追剿，无事不许出边。）
隆庆皇帝的圣旨有用，各将领明确表示知道了，但没用，你朝廷又不发饷，不抢鞑子，难不成抢百姓？抢百姓，你皇帝又不乐意。
从隆庆四年到万历九年俺答汗死之前，每年俺答汗上的贡表都有类似的记录：陕晋军门，专意发兵，侵杀我营老小，昼夜不息、日月不宁，赶马烧帐、从无断绝，少则几十，多则几百。
议和前要捣巢赶马，议和后还要捣巢赶马，这不是白议和了吗？
而且俺答汗还状告陕西总督王之诰，就是那个在关键时间选择了急流勇退、张居正亲家、前刑部尚书王之诰，说王之诰抗旨不遵，明明有朝廷的圣旨，却不执行，也不约束军兵，纵容大明官军继续捣巢赶马。
王之诰奏闻隆庆皇帝，冤！他太冤枉了！
他说：河套、河西各枝头儿，以捣巢赶马为资，厚养死士，军中无饷，人困马乏而不能战守，若肯厚其月粮，则可禁止。
王之诰明面喊冤，说不是他的责任，都是果朝廷能多给点粮饷，那就可以禁止捣巢赶马，出塞劫掠了。
显然，朝廷是没有银子、也没有粮食给边军，这奏疏就只有一个‘朕知道了’的回复，再无后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