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这才回到了御案之前，看了两本，才坐直了身子，看了许久。
北衙的风力舆论就正常多了，毕竟万历维新十七年，顺天府被规训了十七年，即便是再贱的贱儒，挨打挨多了，就知道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了。
相比较南衙对刘友嘉的避而不谈，北衙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松江府上海县知县，为何没有执行十五银的索赔。
讨论是极为充分的，最后得到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刘友嘉没钱。
不是刘友嘉真的没钱，而是在朝廷的眼里，刘友嘉名下没有任何的财货，地亩、钱财。
甚至连刘记豆腐坊，都不是在刘友嘉的名下，而是在一名徐富贵的人名下。
有笔正甚至跑到了上海县，找到了姚光启了解了所有始末，才得知，这个徐富贵，早就在万历五年就死了，可是因为没有销户，这个徐福贵仍然活在档案里。
产业是诡寄在死人名下，家宅是租赁远房亲朋，下人全都是和工坊签的劳务合同，刘友嘉主打一个一无所有。
刘友嘉分文没有，姚光启这头还没找到刘友嘉的财产，那头刘友嘉就让徐四海去泄愤了。
刘友嘉的银子在哪里？松江府查实，刘友嘉的银子，都在私人的钱庄里放高利贷赚利息。
这还是稽税院跟着银路查到的线索，也就是稽税缇骑办案不讲法理，百无禁忌才找得到，否则地方衙门查一辈子也找不到。
第一份杂报，讨论的是为何基层判决如此难以执行，是否可以让稽税院帮忙穿透，寻找财物强制执行。
第二份杂报来自李贽，李贽在杂报里，则以矛盾说讨论了矛盾激化的过程，刘友嘉有四次机会，可以避免灾祸发生。
首先是在驴踢人的时候，刘友嘉作为豆腐坊的主人，就该慰劳，而非恶语相向；
其次是马三强养伤时候，刘友嘉但凡还是个人，就该去家中慰问看望，主动承担汤药费；
再之是马三强康复后，索求五银，刘友嘉无论出于道义还是责任，都该偿付；
最后则是在买凶杀人时候，迷途知返，当刘友嘉让徐四海去为难马三强的时候，已经是覆水难收；
整个矛盾激化的过程，居上位者也就是地位上的君子，总是掌控和主导矛盾激化程度；
而马三强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无敌，毫无顾忌，母妻子皆亡的时候，掌控和主导矛盾激化的就到了居卑鄙者手中。
这个矛盾主导者变化过程，十分显著。
而量变引发了质变，当这种居卑鄙者的数量，累积到一种程度，就是天变之日。
李贽从矛盾说去分析其中的矛盾，论述了主导矛盾的主体，在矛盾不断极化过程中的攻守易形。
如果朝廷没有作为，制造这种无敌之人，这种骇人听闻的案件将会愈演愈烈。
朱翊钧眉头紧蹙的说道：“徐四海下的命令，的确是打一顿，是这四人在扭打的时候，推了马三强母亲一把，杀死了马三强的母亲，才一不做二不休，强淫了其妻子，听到村里人声犬吠，才狼狈逃窜。”
徐四海四个手下被抓后，交代了为何没有斩草除根，把马自强也给杀了。
因为村里人听到了动静，已经过来查看情况，这四人只能狼狈逃跑，没有继续痛下杀手，否则马三强也死了。
马三强侥幸不死，之所以等不及朝廷的公义，因为他只能先下手为强，否则刘友嘉必然斩草除根。
而第三本杂报，则是讨论了律法缺位，豪右恃势拒偿之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