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本来到天牢来，是想问问吕坤到底为何要授意三个掮客，勾结那么多的官员，攻讦王国光的身后名，有什么政治目的，是否有朝中大臣授意。
但在见到吕坤的那一刻，朱翊钧释然了，他也没有问，他很确定没有朝中大臣授意，因为吕坤这身上那股子贱儒味儿太冲了，他这股贱儒味儿，就进不了大臣的眼里，大臣也懒得跟他搅合在一起，影响进步。
吕坤就是那种很普遍的大明贱儒，有点野心、能力却很一般、没有志向、事事推脱责任、喜欢给自己错误行为寻找理由，最大的本事就是投机取巧、见缝插针、鼓噪风力舆论后浑水摸鱼。
被廷杖、流放的四十三名官员，也一点都不无辜，因为他们都是一样的人。
真正带着大明向前走的人，是脊梁挺得笔直、内心深处往往憋着一口气、心怀远大志向并且付诸于实践、坚毅百折不挠的弘毅之人，他们遇到任何的困难险阻，会第一时间想办法去解决，而不是去逃避或者谋求私利。
朱元璋留下的财政困局，这个困难如同山一样，摆在了万历维新第一届阁臣班子面前，这个困难很大，大到两百年以来的士大夫或者有意、或者无意，对它避而远之，生怕引火上身。
王国光遇到了，他试图解决，甚至捎带手，把当年开中法被破坏的边方粮饷问题，都解决了。
而这些一遇到什么事儿，就自诩清醒，张口要杀要剐悉听尊便，闭口士可杀不可辱，一看到大明维新出现了一点点问题，就开始破口大骂，一看到维新有一点点的成果就会阴阳怪气，对大明、对朝廷、对皇帝的评断从来都是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只要不听他的话，就是不行，只要不把权力给他，就是不行。
这类的贱儒，除了聒噪之外，对国朝存续、对大明革故鼎新、对发展、对万民，从来没有带来过哪怕一点点的帮助。
活着的唯一作用，就是浪费粮食。
连高攀龙这个贱儒，在学了矛盾说和阶级论之后，都能完全理解国朝在还田上的谨慎，是为了减少对百姓的折腾。
朱翊钧回到了通和宫御书房后，对吕坤这个案子进行了全面了解。
吕坤和这类大官人，都是一类的人，他们冒着天大的风险，搞来的银子，都给了这些个宠爱的外室，希望给这些外室、外室子们留下一些财富，自己锒铛入狱，但这些外室拿着银子就开始乱花，结果让啼笑皆非。
如果这么看，朱翊钧这个皇帝，也好似是个力工，他很勤勉，终日如同牛马，他很节俭，一分银子恨不得掰成两半花。
他的勤勉给了大明，他的节俭，都变成了丁亥学制的投资，都变成了十八座大学堂，变成了给学子们的膏火银，让学子至少读书的时候，不会为了五斗米而折腰。
只不过，和吕坤不同的是，哪怕朱翊钧失败了，也没有人会嘲讽他，因为朱翊钧做这一切的动机，仅仅是因为：
遍地哀鸿满地血，无非一念救苍生。
他是皇帝，他得到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就得这样做，肩抗日月，扛起江山社稷，带领大明走出危局。
历史上的万历皇帝，倒是个放得下的人，斗不过朝臣，自己往后宫一躲就是三十年，卸下了所有责任，别说奏疏，连任免官员都不做，直到萨尔浒大败，大明那时候就已经死了，只不过是惯性之下还没倒下。
他一个人，爽是爽了，给天下人带来了苦难，而后把这些苦难，绵延了三百年之久。
大宗伯沈鲤、少宗伯高启愚再次上奏，请定王国光谥号文定，朱翊钧批准后，给王国光加官一级，安葬在了金山陵园，位居大明功臣之列。
张居正在王国光头七那天，从天津府赶回了京师，送了这位老战友最后一程。
而户部全员出席，参加了王国光的葬礼，对于户部而言，王国光就跟祖师爷一样。
在万历维新之前，户部就是个人人都能踩一脚的衙门，谁都能对户部官员啐一口痰，每年过年关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官员都在骂户部，连皇帝也骂。
因为国帑内帑度支，就只能做三个月，官员的俸禄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