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经费不足。近几年，红党的地下组织在党务调查处的不断打压之下，处境十分艰难，不大可能拿出这么大一笔钱购买情报，反正以他的认知，这种可能性很小。
二是毫无用处。退一步讲，即便红党的地下组织有财力购买情报，这些关于日军的情报给谁呢难道是针对日军的部署写上几篇谴责的文章这显然没有必要。
他更加倾向于这些情报是给另外的买家，也就是英、法、美等西方国家的情报机构的，毕竟这些国家在华都有利益。
方如今也认为张鑫华的推测确实有几分道理。
一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虽然没有捞到好处，而且还损失了部分利益，但是维权的意识越来越强烈，此后开启了“修约”运动，修约的主要内容就是收回列强在华的租界。
1919年收回了天津德奥租界和汉口的法租界，1924年收回俄租界，1927年收回汉口九江的英租界等，英国、法国、德国等在华利益大幅减少。
说更直接一点，就是西方列强从一战后陆续退出中国。
当然了，他们并不是心甘情愿地退出，而是因为一战后，大家没有实力到这么远的地方来搅局了，所以暂时收缩力量。
此后德国不断崛起，法国的重心全放在德国身上，随着苏联的不断崛起，德国、英国和美国等又开始担心苏联变得强大，所以这个时期西方是自顾不暇。
但是，他们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各国的情报机构在华仍是不断地搜集情报，以支撑国家对华战略决策。
据张鑫华介绍，在临城，西方各国的情报网络多有渗透，甚至还存在一个成规模的情报市场。
如果“鹞子”就是一个情报贩子，这种一女多嫁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方如今马上意识到，“鹞子”的这种做法很有可能会给临城站带来一线生机，也许530保险箱中被盗走的情报还有副本的存在，而且这种情况并不被特高课所掌握。
不过，由此引出的疑惑又来了。
在案卷的后面，附着详细的监视记录。
从记录上面看，“鹞子”确实没有出过房间。
他到达临城的第一天几乎都在睡觉，甚至连晚饭也没有吃。
这一点，一街之隔监视点里的行动队员可以作证。
530房间的窗帘一直都是半拉着的，而且晚上房内还开着台灯，这些情形在望远镜里看的很清楚。
第二天，“鹞子”起床之后的活动多了起来，但基本上还在监控当中，只有上午十点半到十一点半的时候将窗帘拉了起来，从行动队员的视线中短暂地消失。
虽然这中间有一小时的时间，但临城市区也不小，而且中间河汊纵横，“鹞子”绝对不可能在这一个小时之内，从湖边村饭店到大兴银行，办理重要物品存蓄业务，又从大兴银行返回湖边村饭店。
排除这个结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据银行的工作人员回忆，存放物品的人有些上了年纪，并非“鹞子”本人。
这一点，王韦忠拿着照片已经让工作人员确认过了。
而且，物品存放的时间是当天下午两点，这个时间“鹞子”一直都在监视人员的视线范围之内。
而另外一种可能，则是类似交通员之类的人从“鹞子”手里拿走了情报。
但是据张鑫华称，行动组对送餐的侍应生等凡是跟“鹞子”接触过的人，都进行了认真的盘查，并没有发现夹带之类的情况。
这一天多的时间中，一共送了四餐，分别是前一天的早中晚三餐以及事发当天的早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