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教育普及率太低，百姓严重缺乏常识，对于很多基本知识都没有足够的判断力。而掌握知识的人，也没有像中原的先贤那样，组织起可靠的教育体系，反而经常借助信息上的优势，为了自己或者雇主，制造谎言，坑害民众。”
“而老百姓也只是没文化，不是真傻。这么多年下来，多少也了解这些学者的把戏，自然会本能地怀疑他们了。相比而言，新兴教派的基层教士们，虽然文化水平也不怎么高，但至少乐意和民众站在一起，给他们提供基本的教育。他们带来的知识，民众就不会反对了。”
“而那些生产需要的技能，还有战斗需要的知识，自然也会被排除出‘危险知识’的行列，不被当做禁忌。因为这种禁忌，其实也没有什么神圣的来源——单纯就是被坑出经验来了。所以，他们找个阿勒曼尼师父学剑术，虽然也是知识的一种，但并不会觉得，这都算触犯禁忌了。”
“别说普通百姓了。我们那边的神学家和哲学家研究的东西，我自己都看不懂。”王大喇嘛也笑着说：“那帮人太不说人话了，天天都不知道念叨着什么，就让大家听从他们。那大家肯定要防着，免得被骗的。”
“原来是这样。但要是形成了习惯，改不掉了，怎么办？”脱欢好奇道。
“这是习惯的代价，而不是宗教的代价。”王大喇嘛如实说：“就我们见到的各种情况来说，改变教义比改变习俗简单多了。所以，一般来说，是宗教给习俗让路，而不是反过来。教会遇到的问题，也不是教义变化太少、太过死板；反而往往都是改的太多，灵活过头，导致异端频发了。”
“而改变习惯，才是最难的。让一个地方的习俗变得更好，才是真正的教化。我们教会的‘教’，本来也应该是这个含义。”他摇摇头：“可惜，无论是中原还是我们这边，能做到的人都太少了。谁要是能成功实现，那么无论在哪个文明里，都可以算个圣人，足以被后世一直铭记了。”
“一般来讲，民众日子过得越艰难，被欺压越严重的地方，教育水平就越低。百姓无从获取有用的知识，就只能依靠最简单的经验总结，躲避一切可能的危险，以求自保。这些习俗禁忌，就越牢固。”郭康想了想，说：“所以波西米亚那边，算是情况还好了。埃及的平民，反而要麻烦一些。”
“我一直觉得，埃及这边的教育水平，要比欧洲整体都高不少呢。”脱欢说。
“这倒是没错。但在整个地中海世界，教育水平这个概念，只能覆盖一小部分人。没法和中原一样，简单地用学者们的文教水平，估计当地的教育风气。”郭康摇摇头：
“在中原，有劝学的传统。尤其是科举制出现之后，民间的教育基础，和高级文人的数量，一直有一定关联。文教兴盛的地方，从事学习的人，基数就比较大，考出来的文化人也会比较多。但在这边，绝大部分百姓的受教育情况，和这个地区的教育水平，是没有关系的。想评估百姓的文化水平，可能还不如看基层的正规教堂数量，来的更准呢……”
“至于波西米亚那边，是出了意外情况。”
“他们那个国家，是卢森堡家族的主要根据地，所以，历代阿勒曼尼王，都会调动力量，进行建设。比如在欧洲，大学是给国王和贵族们提供顾问的重要组织，在教会里有很大的话语权。为此，之前的国王查理四世，就在布拉格建立了大学，来和巴黎分庭抗礼。”
“由于得到了整个阿勒曼尼地区的支持和投入，布拉格大学规模十分庞大。在查理末期的黄金时代，据说有十一万学生在这里就读。哪怕经过内乱，到1408年的时候，依然有两百名博士和硕士，三百名学士，以及三万六千名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