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正月，京城的各大衙门已经恢复了正常的办公，来自两京十三省的各种奏疏公文送入京师，再分派到各个衙门里处理，最后再由各部把决议上奏皇帝知晓，紧急奏疏除外，那是要直接面圣的，处理完后再发出。
这就是京城官场的运转模式。
大明的天下已经一百余年，按理说应该是天下太平无事，即便有些地方小打小闹，天灾人祸不断，可事务却不见减少。
每天依旧是流水一样的公文入京再发还，管理着整个大明帝国疆域内发生的大小事儿。
这么多年下来，虽然明初由太祖朱元章定下了朝廷的框架，可是各部不时出现大量公务堆积，为了运转顺畅，所以不得不一次次扩充人手。
到了地方，类似情形也不显见，各省三司及地方官署职位更是膨胀数倍。
明朝官场有个很有意思的情况，那就是朱元章定下了一个比较合理的官制，但是却同时出现官冗和官缺的问题。
冗官，指无专职而备执行临时使命的官吏，亦指闲散无事的官员。
在中国古代，人浮于事、机构臃肿常成为社会沉重的负担，北宋时期尤为严重，历史教科书上就有北宋的“冗兵、冗官、冗费”的记载。
历北宋一朝，官员泛滥成灾始终困扰朝廷。
明代官制分为三个部分，即中枢、地方和军事，那时在选用官员上有一种说法叫做“三途并用“，在明史选举史中也记载“进士为一途，举贡等为一途，吏员等为一途，所谓三途并用也。”也就是通过这三种途径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为官。
朱元章在设置官制时，充分考虑了官员之间相互牵制的职能，分散官员权力，不仅增加了一些官位出来，还因为要拉拢人心，实行荫庇制度。
对有功劳的官员，往往都能得到荫庇，子孙就可以享受到特权，有资格当官。
官员多了，处理的事务分散了，结果在遇到事儿的时候往往就会出现相互扯皮、推诿的现象，于是往往又只能新设置一个官职来管理扯皮事务。
当形成循环后就造成了人浮于事，互相推脱责任，使官场越来越臃肿，几乎成为了灾难，而且对于国家的财政负担也非常大。
而官缺问题的原因，则主要是因为党争和正常的官员致仕以及都察院言官的肆意弹劾。
官员年老致仕很正常，党争引发官员落马也很正常，言官风闻奏事也很正常，只是当空缺出官职后，因为各种原因，往往在官位空缺后却不能找到合适官员去接替。
不是没人，而是因为空出来的位置太多人去争取，结果往往无法达成一致，最后官位就一直空缺。
明初时期，国家建立尹始，还处于建章立制的探索时期，历经战乱的士人多隐居不出，加之朱元章对官员要求极高，愿意入仕读书人太少，所以开始执行有利于读书人的优免条例。
而到了中后期，则基本和党争有关，一些重要职位的争斗往往会引发巨大的朝堂风波。
缺官的消极影响也非常显而易见，它带来的办事效率过低，比如在需要解决一件事时却找不到相应的官员去办，这时对于这件事情的解决就会非常滞缓，也会引起怠政的出现。
偶然的官缺，在一些岗位上暂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是正常的，但是明朝时的官缺却是长期的，这是非常不利于朝政发展的一种情况。
可以说，从洪武朝到正德朝，大明的官员都是不断增长的，而在嘉靖朝初期，嘉靖皇帝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精简，但是到了嘉靖皇帝执政的中后期，面对国内层出不穷的事务，官员群体很快就出现反弹。
不过这些变化，嘉靖皇帝或许都已经看不到，毕竟在他眼里的朝廷，现在似乎只剩下六部的尚书和侍郎，以及其他的五寺二监二院一府的官员。
“前两日，杨尚书才去了密云见杨选，没想到兵部就发生了那档子事儿。”
京城，裕王府一间书房内，裕王坐在座位上，有些忧心忡忡的说道。
“杨尚书应该也没想到，兴化那边局势会变成那样，看军报上说，俞大猷和戚继光可都已经赶到了兴化府城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