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到了明代
我大明“得国最正”，驱逐了鞑子，最后却又被鞑子所取代。
为什么会导致那种结果这中间到底是哪里出现了偏差
如果说，历代是的，朝廷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可以的。
比如，崇祯皇帝看上去是被架空了，底下人一起糊弄他。但其实皇帝仍然大权在握，基本上想处理谁就处理谁。
若论汉、唐、宋诸代，皇权、相权是划分开的。其间权力比重或有不同，但总不能说一切由皇帝。
明代虽说一切事权集中在皇帝，究竟还残存有历史旧传统，并不是全由皇帝来独裁。
比如，一般小官归吏部尚书任用，大官则由七卿、九卿或再加上外面的巡抚、总督商议后公开推举，这就是“廷推”。明代六部九卿合成一词，指六部长官。也就是六部尚书与通政使司长官通政使、大理寺长官大理寺卿、都察院长官左都御史，为分管国家各项工作的九位最高长官，合称六部九卿。另外还有个小九卿之说
如果有大事，皇帝和各衙门不能单独决定，也常由七卿、九卿公决，这叫做“廷议”。
再有，大的狱讼三法司解决不了，也由七卿、九卿开会定谳，这叫作“廷鞫”。袁崇焕就是这样被定罪的。
“权臣弄权”与“大臣当权”是大有分别的。
大臣是在当时的制度上有他正当地位的。比如宰相，若他不问事、不当权，反倒是失职，是无能。
不是宰相而问事揽权，那才是奸臣，是权臣。
权臣弄权自然是违反国本的。就像是明代的几个大太监或者那啥啥啥的。
那么，说了这些，明代为啥亡了呢是亡于人还是亡于制度
大明的遗老遗少也在思考。
于是有出生于明代的两位大史学家、思想家，痛定思痛，来讨论明代正治制度得失，以及此后天朝正治的出路。
一位是黄宗羲，他着了一部明夷待访录。
老黄说之所以产生君主，是要君主负担起抑私利、兴公利的责任。对于君主，他的义务是首要的，权力是从属于义务之后为履行其义务服务的。君主只是天下的公仆而已。
他能提出来这种说法，在当时社会环境下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黄宗羲认为要限制君主的权力，而且他最注意的是明代废宰相那一事。
他认为将来只有再重新设立宰相，正名定义，把宰相来做朝廷领袖，不要由皇帝亲揽大权，避免昏君瞎胡搞。
当然，老黄还说自秦代以来“有乱无治”弊病的根源在于秦“废封建之罪”，进而以“托古改制”的方式主张效法古代“封邦建国”的诸侯自治制度。或者退而求其次，则应效仿唐初设置“方镇”以屏藩朝廷的制度。这个就不去多说他的利弊了。
另一位顾炎武，着有一部日知录。
他曾说天下太平，则小官多，大官少；天下之乱，则必然是大官多而小官少。
这个很有些道理，后面再叙。
顾炎武提倡“利国富民”，并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
他大胆怀疑君权，并提出了具有早期抿主启蒙思想色彩的“众治”的主张。
他还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注意广求证据，提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