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瓦廖夫同志并不知道中国谈判代表韩海涛对他的看法，拿到了签了字的谈判记录后，他就冒着零下六七度的气温，乘坐着马拉雪橇赶路。白天的寒风与能冻死人的夜晚都无法阻止谢瓦廖夫同志的脚步。
尽快把消息送到组织手里，并且将中国东北政府谈判中表现出的不怀好意告诉给党组织，这就是联共布尔什维克党员的义务。
谢瓦廖夫同志运气不错，他刚赶回到下车的小镇，正好有一列运送伤员的火车经过。大家就挤上了火车，与伤员们一起往西伯利亚的小城赶。
伤员们真的很惨，大家不仅忍受着伤痛，还要面对感染带来的痛苦。不少人伤口化脓，发起了高烧。从莫斯科来的谢瓦廖夫同志立刻想起了在莫斯科盛传的神药，就询问随车的军医护士是否知道磺胺这种新药。
军医和护士听完谢瓦廖夫的问题，不解的尝试用俄语卷舌音发出磺胺这两个音节。但是很明显，他们连听都没听说过，发出的声音极为怪异。
谢瓦廖夫在下一个车站立刻发电报给莫斯科，请求调集磺胺给车站。有不少红军官兵的情况已经非常紧急，若是这么熬下去，只怕在半路上就会牺牲在车上。
第一条电报发出去之后几乎是石沉大海，第二条电报是发给谢瓦廖夫同志的直属领导，总算有了回应。领导在电报里只说了两句话，“磺胺是从中国进口的药物，你既然在与中国谈判，可以酌情向中国方面提出紧急要求。”
谢瓦廖夫把回电看了两遍，整个人呆住了。他一直以为，在莫斯科各医院挽救了极多病人的磺胺是联共布尔什维克中的医学家研制出来的。完全没想到竟然是中国东北的产品。
自己的上级是不会扯谎的，尤其是在这件事上。所以确切的消息认知让谢瓦廖夫同志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现在回去再和中国方面谈判几乎是不可能，而身边的红军官兵们也在眼睁睁的遭受伤病的折磨与威胁。
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左右为难许久，谢瓦廖夫不得不决定，先到组织要自己前往的鄂木斯克。
火车又开动起来。这次谢瓦廖夫一言不发，而那些被莫斯科来的同志说有特效药的消息唤起了期待的军医与护士们都用期待的目光看向谢瓦廖夫同志。
从莫斯科来的同志，这么一个身份就足以让谢瓦廖夫在普通的红军眼中有着完全不同的身份。更不用说，谢瓦廖夫同志还是一位干部。他所说的话就一定是真的。
但没人逼问谢瓦廖夫同志。大家都知道现在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局面，如果真的有这样的药物，也不会是数量大到可以随时给普通官兵服用。尤其是这药物是如此的有效。
几乎每天都有伤员因为化脓感染而病情加重，每天也都有垂死的伤员被抬下车。便是如此，谢瓦廖夫同志发现军医和护士们依旧有着希望，即便已经牺牲的同志们无法被挽救，但是有更多同志们还在死亡线上挣扎。只要有据说名叫磺胺的神药，他们就还有救。
火车终于到了鄂木斯克，这里是后方的一个大站，也有着最大的军医院。火车刚停下，就上来一群接车的军医和护士。他们简单的查看了伤员病情，凡是开始发烧的，不管是怎么引起的，先给伤员服下一片略显灰黄色的药片。对那些已经发烧烧到糊涂的红军伤员，撬开那些咬紧的牙关给硬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