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曾经说过：“国小而不处卑，力少而不畏强。”面对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子产如果一味装好人，不仅会让郑国成为墙头草，更会让晋、楚两国侵蚀郑国。
实际上，子产在与晋、楚两国交往时，始终能不卑不亢，竭力维护本国权利。此外，面对南方强横的楚国，子产也毫不示弱。
在危机时刻，他不仅揭穿了楚国想要阴谋偷袭郑国的计划，面对楚国的无理责难，他也能针锋相对予以驳斥，充分利用国际舆论让对方只能作罢。
执政治国的思想
子产曾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左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春秋时代，郑国人没事的时候，常到乡校议论执政的得失。
有个叫然明的大臣对子产说：“我们把乡校毁掉怎么样？这样人们自然就没地方去议论了。”
子产说：“为什么呢？人们早晚干完活回来，到这里聚一下，议论一下施政措施的好坏。他们喜欢的我们就推行，他们讨厌的我们就改正。这是我们的老师，为什么要毁掉它呢？”
大臣然明主张压制人民的言论自由，子产则主张“行众之所善，改众之所恶”，意思是听取人民的意见，老百姓有意见就修改政策。
因为他明白“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在封建剥削制度下，统治集团与人民的根本利益相对立，极少有共同语言。子产提出这样的看法，尤其难得，其思想也影响深远。
但要明白的一点是，个别比较开明的统治者如子产，也只能是在不损害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的前提下，给人民一点点说话的机会。
子产“铸刑书于鼎”，作为郑国的执政者，子产率先将郑国的法律条文铸在具有王权象征意义的大鼎上，并公布于众，令国人周知。
子产的这一举措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公布成文法。因为在春秋战国以前，统治者认为“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老百姓有法但不知法，法律解释权在国家官员手中，统治者的权威自然崇高。
而子产的举措则否定了秘密法，反而确定了刑法的内容，表明立法者对法律的坚定决心，使民众对于主政者所确立的是非准则能够事先掌握，不至于朝令夕改，而民不可知。对于个人行为的后果，民众能够有预测的可能性。
“子产铸刑书于鼎”，不论在法制史上还是在社会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子产的治国成就
《史记·列传》记载，子产当国相之后，郑国的局面发生了诸多改变：一年后，街头不见浪荡子，老人不必手提负重，儿童也无需犁地耕田；
两年后，市场上没有哄抬物价的，买卖公平；三年后，夜不闭户，路不拾遗；4年后，干完农活，农具放在地里不会丢；5年后，男子不用服兵役，有丧事能自觉按照丧礼操办。
子产的治国思想和法律观念，也成为了后世儒家和法家思想的来源。而子产的评价甚至能超过管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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