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因为这件事情，钱谦益在宗教界的名声，遭到很大损害。甚至有一些和尚，称呼他为佛敌。
幸好皇帝在今年冬天严厉打击非法宗教，对这类乱七八糟的称呼，予以严格禁止。宗教界人士对钱谦益的诋毁，才没有继续上升。甚至有一些寺庙和道观，开始配合限制庙产——
否则他们就有可能被定为非法宗教，被朝廷严厉打击。
钱谦益的处境，因此好了一些，限制庙产的事情，也终于得到推进。
没想到这件事刚刚有了眉目，他就被皇帝要求，参与在北直隶试行有产税。
并且要确保以后廷议时，有产税能够通过。
这让他顿时感到坐蜡，同时也认识到，这是皇帝对自己的考验：
如果能做好这件事，他就有可能成为侍郎这一级的大臣，被列入大学士候选人。
以他的名声和东林党的权势，以后被廷推内阁，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但是做不好的话，就可能被皇帝厌弃。不管有多少人推荐，他都不可能成为大学士候选人。
可以说，这就是他成为大学士之前，遇到的最大一个槛。
只有迈过这个槛，后面才一片坦途。
钱谦益思索良久，最终喟然叹道：
“我以为自己有选择，其实早就没选择了。”
“自从修改《恒产论》起，我就注定要按陛下的旨意，在天下推行有产税。”
“我这一辈子的功业，也要着落在这上面。”
这是他一直隐有所觉，却并不敢面对的。
因为这样的话，他就会和天下间有权有势的超级有产者，彻底站在对立面。
但是他当初为了讨好皇帝，选择按皇帝的要求修改《恒产论》，就注定了这个结局。
他若不实践《恒产论》的话，别说在学术上比肩刘宗周，被皇帝弃用、被天下人耻笑，就会是最后的结局。
所以他最终决定，按皇帝的要求，实践之前写出的《恒产论》。
不过，还没有等他想好如何实施，《明报》上就刊登了一篇文章，指出钱谦益之前仿照古书制定的恒产者标准是错的：
古时一百亩的土地，只相当于现在的二三十亩。
所谓的“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放到现在应该是二三十亩。
所以恒产者的最低标准，也应该定在拥有二十亩或三十亩土地，而非钱谦益之前所说的百亩。
这篇文章，让钱谦益勃然大怒。
因为这篇文章不是反对《恒产论》，而是想争夺有关恒产的解释权。
如果连恒产的解释权都被人抢走，他这个写出《恒产论》的人，如何维持在学术上的地位？
万一有人写出更完善的恒产理论，他这个先驱者的地位，还有谁会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