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看出了“沪市棉纱案”背后其实是孔祥熙、宋大姐与政学系两股政治势力的暗斗。他根据调查情况得出结论，这次金融事件的始作俑者其实是做多的那位徐二少爷，当然，徐懋昌肯定是受了杜月笙的指使。
根据眼下吴鼎昌已经逮捕吴启鼎、盛升颐的情况判断，实业部调查组是准备打击多头集团的。但不知吴氏此举是否获得过蒋的首肯，于是，戴笠连夜急电南鲸“军统”总部紧急了解相关情况。
次日中午，戴笠接到回电称：总司令获知消息后，大怒，连说“吴启鼎、盛升颐可恶”，还给孔祥熙打电话予以指责。
戴笠由此知道了蒋的尺寸，立刻行动，下令逮捕徐懋昌。
这边抓人，那边戴笠已经去了杜公馆，当面向私交甚笃的杜月笙打招呼，表示“奉命行事，无法推诿”的苦衷，希望得到杜氏的谅解。人情练达的杜月笙自无二话，一笑了之。
至此，宋、杜一方已经被抓了三个主角，看似形势对多头集团极为不利。
可是，宋大姐对此却并不在意，她那“无冕女王”的称号并不是靠作威作福而获得的，而是依仗于其精于谋算的心机和谋略。
早在发动这场大战时，她对“徐懋昌必能诱得‘北四行’上钩”、“介兄（她对总司令的称呼）必定恼怒而派人调查”、“调查者定会作出对己方不利的反应”等一系列情况有准确判断。
所以，对己方的主角被捕后该怎样做，她早有了周详准备。宋大姐掌握了蒋的两个至死不变的特点：一是家族观念高于一切，二是吃软不吃硬，据此她想好了应对之法。
不过，宋大姐并不急着行动，而是等了三天，等到蒋从南鲸去了庐山后才给他打了一个电话，坦承“沪市棉纱案”是她干的，跟其他人没有关系。总司令没料到此事是宋大姐所为，接到电话，一时来不及作出反应，愣怔一下才说“这件事回头再说”，就挂断了电话。
熟知蒋性格的宋大姐知道“介兄”已经开始改变“严打”的主意了，放下话筒后立刻给沪市杜公馆去电，指示杜月笙做两件事：一是动员徐懋裳以徐懋裳、徐懋昌兄弟的名义“捐款”购买一架飞机献于国家;二是让杜立刻动身上庐山，不必向蒋承认此事（因已由她出面承担下来了），只向蒋要求开释徐懋昌。
杜月笙立即行动，包了招商局的一条轮船，连夜直驶江西。次日抵达后立马上庐山求见总司令，三言两语就说得蒋氏同意“从宽发落”。
于是，当吴鼎昌、戴笠刚刚接到委员长侍从室传达的总司令指示，让开释吴启鼎、盛升颐、徐懋昌时，那边宋大姐已经通过孔祥熙指派财政部总务司庶务科科长边定远把吴启鼎、盛升颐接走了;然后，接到杜月笙电话的徐懋裳也前往南鲸，从“军统局”看守所接走了徐懋昌。
不久，戴笠在沪市跟杜月笙见面说到此事时笑言，他们“急了点儿”。
“北四行”一方由于抓住了杜月笙一手导演的设灵堂闹剧中的败笔做成了文章，在吴启鼎、盛升颐、徐懋昌被捕后，通过中外新闻媒体和自己组织的马路宣传，大力揭露“棉纱案”的真相，终于止住了股民抛售“北四行”股票的风潮，稳住了阵脚，甚至大幅反弹。
宋大姐、杜月笙方面，被抓的人已经开释，该赚的钱钞也赚到了。按说，至此“沪市棉纱案”该降下帷幕了，但宋大姐、杜月笙认为并未达到“搞垮‘北四行’，挫伤‘政学系’（该系长期与孔祥熙不睦，一度处处作对）”的目的，所以还要继续进行下去。
杜月笙从庐山返回沪市时，宋大姐特地赴沪与其见面，密议下一步的行动。
一周后，宋大姐突然从南鲸飞往九江上了庐山，出现在“介兄”面前。她带来了一份与杜月笙联手炮制的《调查报告》及由财政部和杜月笙派人收集到的一批材料，称此次“沪市棉纱案”中的空头集团主力“北四行”系受政学系暗中支持，在棉纱交易中兴风作浪、买空卖空，应承担主要责任。
总司令面对着极少登门（而且是从南鲸到庐山）的宋大姐，翻阅了那份《调查报告》，对那一大沓材料则看都没看，就频频点头道：“好！好！”
然后，指令侍从秘书往南鲸打电话，通知吴鼎昌立即上庐山来听训——有追究其“调查不力”责任的意思。
因为政学系在委员长侍从室安排有内线，宋大姐上庐山见“介兄”自然很快就被政学系知道，吴鼎昌也接到通知要“早作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