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的工厂考察，给陈光良很大的震撼，他没有想到，自己早就是大后方的‘工业霸主’。别说民营企业能赶得上，就是国民官办企业（非军工）都只能仰望他的纺织厂、糖厂、酒精厂、食品厂。
孔祥熙、宋仔文恐怕早就眼红，不过陈光良的影响力，让他们不敢有什么想法而已。
而如今陈光良将这些工厂的利润，主动捐出来，更是不可能遭到官僚资本的狙击了。
其实陈光良如此做，也是‘迫不得已’，他早知道自己的工厂非常赚钱，眼红的人不知道多少，为了让自己一家在大后方的安全，以及留下一个好名声，他干脆全捐了。
此时在媒体上，甚至在官方的眼中，陈光良完全就是一个‘仗义疏财、为国为民’的实业家，几乎将赚到的所有钱，都捐了出去。（陈光良的财富，主要来自投机，所以隐私性非常高）
事实上，陈光良在大后方还有两笔资金：
第一笔，是平安银行当初兑换的100万美金的黄金，如今还剩下价值70万美金的黄金，即70万除以35美元/盎司，也就是2万盎司黄金。
第二笔，长江地产三年多的租金收益，都是收到租金，便第一时间兑换黄金，故差不多也有20万多美金的黄金。
长江地产在重庆的这一批中高档洋房，根本不缺租户，而且也不担心‘法币贬值’，因为这些房子的租金，都是按照黄金、白银的市价，来决定租金多少。
简单来说，1938年重庆三间瓦房的租金是年租金是500法币；但现在1940年11月，三间瓦房的年租金已经是6000一年，涨了12倍。
这里面不仅仅有法币的贬值，同时也有供不应求的因素。
所以长江地产的住宅物业，租金一直非常的昂贵，而且法币贬值就会涨租，市场紧张也会涨租。
这样一来，等抗战结束，陈光良也能从大后方带走一批黄金白银。
这一天。
陈光良在重庆督邮街的平安银行大厦里，开了一个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从沪市调来担任重庆平安银行总经理的张树年，以及他的秘书处郭德明等人。
会议比较保密。
他首先开口说道：
“平安银行依旧掌握八家工厂，这事核心战略，毕竟我只是承诺将接下来的抗战期间，八家工厂的利润捐给‘宁安基金会’，战后我们要正式的发展事业，这是其一。”
“平安银行集团，依旧是一家商业集团，以盈利为目的，这是核心，也是其二。”
听到陈光良如此说，几名重要属下纷纷点头，他们理解老板的做法，如今抗战正是艰难的时候，做出这样的表率，不算离经叛道。
“而接下来，这些工厂的全体员工福利，都要提高一个层次，后续也要根据物价上涨的情况，一直保持着提高。这是其三。”
“还有，沪市和香港的工厂，明年（1941）要有所保留，差不多留一半，去香港购入地皮和物业，每个月都买点。主要是考虑到，不能让人知道我们很赚钱。这是其四。”
随后。
张树年说道：“沪市的工厂，本身现在盈利基数也降低了一些，主要是租界的工厂越来越多。当然，每个月拿出一半去香港购入地产和物业，确实是个好路子。”
大家也明白老板的意图，那就是不能真的暴露租界和香港的工厂，这些年赚了多少钱。另外一方面，大后方的工厂利润，捐出去都已经相当吓人了。
实际上，也不是陈光良反悔，而是这里面本来就是有操作的余地。好比后世富人的慈善基金，那里面也是有猫腻的，例如自己的子女在里面担任高层，领取高薪水等等，这个基金会只要不倒，子女后代就能一直领工资，这也是一种传承。
反观陈光良的‘宁安基金会’，肯定会在抗战结束后，第一时间入驻香港，届时慈善两边做，最后则主要在香港做安置慈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