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昌猷明白，陈光良说的是实话，当即说道：“那我考虑一晚上，明日再给您答复。”
陈光良点点头，说道：“这是我的秘书郭德明，后面有事，你也可以和谈！”
“郭秘书我认识，好，那你留步。”
待潘昌猷离开后，郭德明说道：“这100万美元确实不贵，就看谁能最快拿出那么多的黄金和美元。”
陈光良点点头，说道：“是这个理，不过他做猪鬃生意的，美元和黄金都应该都很充足。”
这几年，陈光良在大后方赚的钱，基本也是捐出去和养工人、属下，但在后方的财富，还是增加至150万美金的黄金、美元。
这150万美金中，有100万是一开始攒的（出售六座商业大厦、租金、来沪前的航运分红、运输队回笼）；而后面的50万美金，有一部分是在1942年长江地产出售了部分租赁物业，以及长江地产的租金。
所以，他是真没有从工厂里将利润拿走，而是全部捐给基金会，以及照顾职工。
若是他卖掉制糖厂和酒精厂，手里就有250万的美元和黄金、大洋，这些准备带到香港去。
其它方面：
出售重庆新丰纺织厂及沪市一厂的地皮，所得资金用于重建沪市新丰二厂；
重庆维他奶工厂，直接准备搬迁至沪市；
重庆航运资产，卖掉的资金，用于迁厂和上千名员工及家属的回迁费用；
重庆平安银行的资金和重庆平安银行大厦，则用于重庆香港和沪市的平安银行
相比较新安制糖厂、酒精厂的让人垂涎，新丰纺织厂的出售，却遭遇压价。
由于1942年11月开始，国民政府实行花纱布管制政策，五大纱厂深受束缚，1943年至1945年与1942年比较，虽然锭子设备在增长，但产量却在减少，最后出现大落之势：1945年产纱35433件，1943年产纱56468件，1945年比1943年减产38%。
五大纱厂生产萎缩可以看出花纱布管制的弊病，实行全面管制后，原棉由花纱布管制局统一收购，再分配与各纱厂使用。
仅新丰、豫丰、裕华、申新、沙市五厂每月需棉量达38000担而局方收花工作混乱，再加上运输艰难，每月运棉不过11000余担，根本无力解决纱厂用花问题。
1944年原定收棉85万担，但年底仅收15万担，不及原计划的1/5。
因原棉供应脱节，花纱布管制局强令各厂从1945年4月份起，按1944年12月全月产量数减产50%。
沙市厂到年底，连破旧棉花在内仅存500担，剩下4000锭子运转，昼夜仅八小时开机。
豫丰厂被限产后，渝厂月出棉纱536件，合川厂月出棉纱986件，到9月在又减产50%的情况下，减开单班，纱锭运转时数也减一半。其总经理束云章惊呼：“水厂真是已到生死关头，面临危机了。”
如今战争结束，各项管控也必然结束，除新丰纺织厂准备出售外，其余四座工厂都打算留在后方。
但对于纺织业，川蜀本地财阀似乎不感兴趣，或许是担忧四大纺织厂的竞争力问题。
所以放出要出售‘重庆新丰纺织厂’后，仅豫丰纺织的总经理束云章（宋仔文亲信）前来洽商，而价格仅肯给20万美金，而且是法币结算、分批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