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况，这种可能，如今也就你我看出来了，连张使君都没看出来。你不说，我不说，又有谁人知晓？既然无人知晓，将来就算这种情况发生了，也不能怪罪到你我头上。
宋江要是真逃去高丽了，对我大宋也没什么危害了。到时候我们有余力，再择时择机追击，没有余力，就任由宋江和高丽人自己去狗咬狗，何必非要事无巨细上报朝廷、惹不痛快呢？”
呼延庆跟赵子称才相处不过十日，彼此还不是非常了解。
此前他还刻板印象地以为、赵子称身为宗室，肯定是忠义到完全不计个人得失、不计代价也要除恶务尽。
没想到，赵府君还是个相对而言更在乎体恤士卒和百姓的务实者，并非完全为了忠君就不计成本。
当然，这种情况，也谈不上绝对的好或者坏。忠君当然是好的，爱惜士卒也是好的，实际上的做官，当然要在这两者之间做权衡，不可能完全不计成本。
“原来府君如此体恤士卒和百姓，之前倒是下官过于执着了。既然府君决意如此，以稳妥为上，下官绝不会多言。”
呼延庆最后这句话，也是咬了咬牙才说出来的。他知道此言一出口，就象征着自己对赵府君有了一定的私交投效。
这种投效未必是直属上下级的关系，但多多少少带了一两分“朋党”的味道。
赵子称听了之后，眉头也彻底舒展开来。
收服文官的心，果然比收服武将要难太多。武将可以和你讲江湖义气，强者为尊，或是对英雄豪杰仗义疏财之人推心置腹。
而文官更要注重方式方法，从实际好处到长期前途，都要顾虑到，还要给对方台阶下，潜移默化不伤人面子。
直到此刻，呼延庆内心终于种下了一颗“如果将来真把宋江残部放跑到了高丽，那也不算养寇自重”的种子，不至于为了这事儿而揭发。
这个决策，是赵子称和呼延庆共同作出的，他们已经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谁也不能提前跳船。
把这个话题稍稍说开后，赵子称又趁热打铁顺势说：“呼延兄，出使诸国的事务，我不是很懂，但这两年，朝廷与金人反复谈判、所谈的条件也屡屡出尔反尔。
朝廷一开始想以诏书给金人下令，金人因此大怒，还责罚了使者，要求再以平等的国书交涉。后来第二次，我听说正使因故不能成行，又由你单独去了金国，面见金主。金人又斥我大宋无礼，既然正使因故不能来，就该延后另派正使，岂能随随便便让名不正言不顺的人递交国书。
这几次羞辱，我都为你不值啊。但这种差事，若是我大宋一直强势、能压住金人，那一切还好说，将来总能把面子找回来。但若是强弱易势，我大宋将来压不住金国，你此前的种种妥协，说不定都会被人翻出来旧账，我真是为你担心。”
赵子称这番话，绝对不是危言耸听，他也是借鉴了历次古代中原王朝使者出使别国的惹祸教训，才有此一说的。
比如，赵子称前世看《明朝那些事儿》，后来又因此去翻《明史》，就注意到了万历壬辰倭乱时，负责在大明朝廷和丰臣秀吉之间往来说和的那个外交使者沈惟敬，最后就因为“有辱朝廷”，被明朝直接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