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淑芬和丈夫建国聊起今天的事。
“我今天给妈和婆婆各一千块钱，妈死活不要，婆婆倒是收得很痛快。”
建国正在看报纸，头也不抬：“这不每年都一样吗？我妈就那样，爱炫耀，你别往心里去。”
“我不是介意，”淑芬整理着衣柜，“只是觉得两种母亲，两种态度，挺有意思的。”
几天后，淑芬回娘家帮母亲收拾屋子，偶然遇见了来串门的表姨。表姨拉着淑芬的手说：“你妈总跟我们夸你呢，说你们几个孩子都孝顺，经常给她钱花。可她舍不得花，说你们孩子都在念大学，正是用钱的时候。”
淑芬看向母亲，母亲不好意思地低下头，继续择手里的豆角。
又过了一周，淑芬去婆婆家取东西，正好听见婆婆和几个老姐妹在客厅聊天。
“儿女给你钱你就赶紧拿着，”婆婆的声音清晰传来，“得让他们养成给老人钱的习惯。当儿女的给父母钱是天经地义的责任。”
一个老姐妹附和道：“是啊，咱们辛苦一辈子，老了享享儿女的福怎么了？”
淑芬站在门外，没有立即进去。
两种母亲，两种截然不同的理念。
淑芬的母亲没有退休金，一辈子省吃俭用。每周去赶集，只买生活必需品，不该花的钱一分都不花。这些年，她靠着租地卖粮，硬是攒下了十多万存款。可她总想着把这些钱分给孩子们，说自己年纪大了，花不了多少钱，分给孩子们还能减轻他们的负担。
淑芬和兄弟姐妹们坚决不同意。那是父母面朝黄土背朝天，一滴汗水摔八瓣挣来的血汗钱，他们希望母亲晚年能别再种地，好好享享福。
而淑芬的婆婆每月有四千左右的退休金，还有些存款。她年轻时就是个爱享受的人，去过北京、香港、澳门、新加坡、深圳、日本等很多地方，在同龄人中算是见过世面的。她常说：“该享受就享受，留着钱没有用。”她的理念是，钱要紧紧攥在自己手里。儿女有儿女的生活，他们再难也与自己无关。自己不主动向儿女要钱，没给儿女添负担，儿女就该知足了。
这两个女人，在淑芬的生命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她觉得她们的生活理念都有道理，但内心深处，她更能理解和接受自己母亲的方式。
难道，这是带了感情色彩吗？淑芬不止一次地问自己。
秋天渐渐深了，树上的叶子落得差不多了。一天，淑芬接到母亲的电话，说是不小心摔了一跤，腿疼得厉害。
淑芬急忙请了假，赶回娘家，硬是把母亲接到了城里的医院。检查结果是股骨头骨折，需要做手术。
“妈，您就安心做手术，钱的事不用操心。”淑芬握着母亲的手说。
母亲却一个劲地摇头：“不做手术，我回家养养就好了。做手术得花多少钱啊...”
“妈，您有医保，能报销一大部分，花不了多少钱。”
“那也得花不少...”母亲忧心忡忡。
最终，在淑芬和兄弟姐妹的坚持下，母亲还是做了手术。手术很成功，但需要住院观察一段时间。
住院期间，淑芬天天往医院跑，送饭、陪护。母亲总是不安地说：“耽误你工作了，我这点小毛病，不用天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