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回到自己那间终于可以短暂透口气的家里，陈瑜把手机递到李伟面前，屏幕上是她刚刚读过的一篇文章。李伟扫了一眼标题，没说话，只是疲惫地靠在沙发上，闭上了眼睛。
陈瑜在他身边坐下，声音里带着心疼和理解：“我觉得这话说得太对了。也真够难为你的……你看看你最近，腰疼没好，情绪也越来越差，一点小事就上火。”
李伟依旧闭着眼，眉头却紧紧锁在一起。愤怒？他不敢细想这个词。那是一种被道德和亲情紧紧包裹、因而显得格外禁忌的情绪。他怎么能对生养自己的父母愤怒？可是，那种无处宣泄的烦躁、那种被无尽索取后的空虚、那种看着生命活力被一点点耗尽的窒息感，又真实地灼烧着他的五脏六腑。
他想起父母对待降压药的混乱方式，那简直是悬在他们头顶，也悬在他心头的一把利剑。医生明明开了长效降压药，叮嘱每天定时服用即可。可母亲偏不，吃完药不到一小时，就一遍遍焦急地测量血压，看到数值没有立刻降到理想范围，便惊慌失措，又翻出短效的、药性更厉害的降压药加服。结果常常是把血压降得过低，导致头晕、乏力，甚至有一次险些晕厥，吓得她和父亲一起哆哆嗦嗦，电话连环催命似的打给他。他和陈瑜不得不火急火燎地请附近诊所的医生上门处理。几次三番，惊心动魄。他反复解释、劝说，甚至把用药说明写在纸上贴在药盒上，都无济于事。那种面对固执与无序时的无力感，几乎要将他逼疯。
“乱吃降压药，是真会出人命的啊！”陈瑜叹息道，“好几次都差点送医院，想想都后怕。伟，我觉得……真到了该考虑送养老院的时候了。”
这句话，像一块石头投入了死水，在李伟心中激起剧烈的波澜。他猛地睁开眼。
养老院？这个念头，并非没有在他脑海里出现过。尤其是在被父母的病痛反复折磨，在被保姆问题搞得焦头烂额之后。他们不是没尝试过请人帮忙，前前后后雇过四五个保姆，短的干了几天，长的也不过两三个月。不是被父母各种挑剔、难以相处而主动“撵跑”，就是保姆自己受不了那种压抑和琐碎，“撂挑子”不干了。每一次保姆更迭，都意味着新一轮的寻找、适应和矛盾，最终，担子还是落回他身上。
“不必等把人都拖垮吧？”陈瑜的声音将他从回忆里拉回，“你再这样下去，身体先垮了。而且，这也太绑人了，你哪儿也去不了，我们连想一起出去短途旅行一趟都成了奢望。下午刚回家，电话就响个不停，是‘连环call’！”
陈瑜顿了顿，压低了声音，提到另一个现实的问题：“另外，爸妈现在住的这套房子，楼层、户型都好，学区也不错，现在卖了还能值俩钱。可再过几年，房市怎么样谁说得准？到时候，需要用钱的地方更多……”
这些道理，李伟何尝不懂。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疲惫，不仅是身体上的，更是精神上的。他被夹在孝道、责任、现实压力和自我需求之间，左右为难，喘不过气。
他沉默了许久，才哑着嗓子，带着一种近乎懦弱的逃避，对妻子说：“送养老院的事……我可不敢说，我爹得骂死我！他那脾气……要说，你去说。”
陈瑜愣了一下，随即一股委屈和不满涌了上来。她理解丈夫的难处，但这种被推出去当“挡箭牌”的感觉并不好受。她脱口而出，带着一丝反击的意味：“你咋不把你90岁的妈送养老院啊？”话一出口，她有些后悔，但这也是横在她心里的一根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