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们从你姐姐家的相框里找到，上面这人是你吧？”
陈耕耘看了一眼，点点头道：“没错。是我。”
“这个长风林场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陈耕耘有些懵，“就……就是知青上山下乡啊，当年这个现象很普遍的。哦，周奕同志太年轻可能不清楚，吴支队你应该知道啊。”
“你的档案里，为什么没有这段记录？”吴永成问。
“哦，吴支队说的是学校的档案吧？学校档案主要是记录的是学业上的履历，那段时间我就是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伐木工，写了也没什么用。何况那么久远的事情了，不提也罢。”
周奕发现了，审讯陈耕耘就是在挤牙膏，问一点说一点，不提的内容他是半个字都不会说到的。
关于长风林场，问的自然是樊天佑，理论上当这张照片出现的时候他就应该紧张了，但他却一如既往的淡定。
“没关系，陈院长你现在有的是时间，所以跟我们仔细说说当年的这段经历，什么时候去的，什么时候回的，为什么去，又为什么回，这个长风林场在哪儿，下乡这段时间发生过什么，后来和那边的人有没有联系。一五一十，有多细说多细。”吴永成扭头说，“周奕，给陈院长倒杯水，我这儿就爱听这种上了年头的陈芝麻烂谷子。”
周奕点点头，起身去倒水，然后把一次性杯子放在了陈耕耘面前。
陈耕耘冲他点点头笑着说了声谢谢，这样子半点都不像个阶下囚。
“哦对了陈院长，提醒你个事儿，知青上山下乡的资料，市里的档案馆都有记录。你要是记不清的地方，我们可以提醒你。”
陈耕耘低头艰难地喝了口水说：“既然吴支队想听，那我就絮叨絮叨。”
吴永成做了个请的动作。
“我想想啊，我应该是六三年的三月被通知要去上山下乡的，至于原因嘛就不提了，那个年代这是大政策，人人都要服从。
说真的，当时得知自己要上山下乡的时候，我的内心是很激动的，这可是响应国家的号召，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改造思想、磨炼意志、培养与劳动人民的阶级感情，从而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
对不起，扯远了。
总之对于我这样一个在我们新社会的革命思想洗礼下长大的知识分子，这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我现在还记得，四月份我们坐上火车的时候，家人来送行，我们胸口都戴着大红花。
可是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又坐了一天一夜的卡车，当我们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我一下子就傻眼了。
因为那里是一座大山的深处，是我们国家最北边的地方。
到处都是参天大树，哪怕站在山头上也一眼望不到头。
除了一些临时用木头建的简陋小屋，就什么都没了，我们来的地方树了块牌子，上面写着长风林场。
这让我们这些城市来的知识分子感到了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由于一下子来了我们这批人，原本的木头小屋也不够用了，所以头两个月我们都是睡在帐篷里的。
每天一睁眼，就是砍树、伐木、开荒。
我这从小拿笔杆子的手，天天拿着斧子、锯子，咬着牙从骨头缝里挤出力气来干活。
手上磨出了血茧子，茧子磨破了就一手的血，拿干净的布包一包，然后举起斧子继续干。
头几个月啊，不瞒你们说，我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手掌上像有成百上千根针扎一样疼，疼得我咬着衣领子直哭。
但还不敢哭出声来，怕被别人发现。
我们在大山的深处，就这么日复一日的挥舞着斧头，把那些生长了不知道多少年的大树给砍倒。
好在后面又搭建了新房子，不用再住帐篷了，手上的血茧子破了长，长了破，后面也磨成了厚厚的老茧。
心态也从最开始的无力，慢慢地调整了过来。
有时候我们还会苦中作乐，坐在大大的树桩上一起唱革命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