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古代维持社会稳定，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有一套能够形成天下共识的道德观念体系。
这套道德观念体系不仅百姓要认，士人也要认，这就需要在符合现实情况的前提下具有完备的哲学逻辑与正义性，否则是无法让人信服的。
而从孔孟以来，“仁”始终是中国古代哲学体系里最重要的几块道德基石之一。
所以任何哲学上的理论突破，都不能以动摇这些道德基石为前提，否则的话，整个社会都会出现人心惶惶、动荡不安的情况。
陆北顾思考片刻后，说道：“伯淳兄忧‘矛盾’或遮蔽‘仁心’，此乃护持根本之赤诚。但我以为，若论‘仁心’，无法离开‘天地之仁’。”
“天地生物之心，即是大仁。此‘仁’之流行，正在于阴阳矛盾之‘和’而非‘斗’，春生夏长，乃阴阳调和，生机勃发；秋收冬藏，乃阴阳转化，涵养生机。此即天地之仁，人得天地之中气，故能体认此‘仁’。‘恻隐之心’正是人心感于外物，其内在仁性与不忍之情此矛盾交感而自然生发之结果。”
“此交感所生之仁心，非否定矛盾存在，而是以仁心去认识矛盾、调和矛盾、引导矛盾向生生不息之‘和’转化。故‘浑然与物同体’之境界，才是洞察万物矛盾后，以仁心贯通所达至的境界。”
陆北顾没有真正去回答程颢的问题，只是用一个更大的命题，也就是“作为大仁的天地生物之心”，来包含了“作为小仁的个人之心”这个小命题。
通过告诉程颢，天地规律本身就存在着矛盾，来回避掉了“过度强调矛盾的斗争性，是否会消解‘仁’的绝对性与超越性”的问题。
之所以陆北顾选择回避，是因为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这个问题，注定不会再成为问题。
任何哲学思维与哲学定义的产生，都是有其历史背景与物质基础的，“仁”也同样如此，而当历史进程不断向前，其物质基础不复存在，那么自然对现实的影响也就会极大地减弱了。
程颢毕竟年轻，思辨能力和思维逻辑还都远不上张载，所以一时半会儿，并没有从弯弯里绕出来。
他旁边的程颐却一直在凝神静听，此刻方才开口：“愚以为，此论若推及人伦礼法、历史兴替，则有根本之难。”
程颐言辞，直指核心：“《易传》言‘一阴一阳之谓道’，此‘道’即天理也！天理恒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日月运行，寒暑交替，自有其不易之序，此乃天理之彰显。言矛盾交感推动变化，此变化之‘迹’，愚不否认。然驱动此变化、规定此变化轨迹与极限者，岂非恒常之‘天理’若只言矛盾之变，不言天理之常，则变化无根，流于诡辩，近乎告子‘生之谓性’、‘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之论矣！”
“更者，圣人制礼作乐，非凭空臆造，乃因循天理，洞察人伦自然之‘分’与‘序’。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伦之分位，乃天理之节文，万世不易之纲常。”
“若依‘矛盾’之说，强调矛盾之转化、主次之变迁，则是否意味着此纲常伦序亦可随‘主要矛盾’之转移而更易譬如，若‘民疲国弱’为当下主要矛盾，是否便可动摇君臣父子之根本大义以求速效此岂非商鞅、韩非之术，舍本逐末，祸乱纲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