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财政困境是结构性，收入因贸易断绝而锐减，而军费支出却因战争需要而刚性增长。我们不能像西班牙人当年那样，一味地指望金银来填补窟窿，那无异于饮鸩止渴，后患无穷。”
“优化之道在于下决心将一部分‘消耗性支出’转变为‘投资性支出’。要果断削减那些纯粹的、不产生长期回报的一般性行政开销和泛泛的补贴。但对于那些未来能产生显著经济效益、或能节省更大社会成本的战略性项目，不仅不能砍，反而要千方百计地增加投入。”
“比如，加大对北瀛和吕宋拓殖区的投入。这笔钱看起来是花在遥远的海外，但这不是浪费，而是为我们开拓新市场打下桥头堡，是‘开源’的前期投资。这笔钱花出去，未来或许能带来十倍、甚至百倍的贸易收益和战略回报。”
“再比如，投资国内基础设施建设。老郑刚才说的大规模政府投资，方向是对的，但必须精准有效，避免浪费。我们现在不是要建一些彰显政绩、华而不实的豪华官邸或者花园广场，而是要集中我们有限的人力和物力去修一些能显著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的工程。”
“比如，修建从始兴港到分州的马拉轨道，而且为未来升级为标准铁路预留空间，还要在各大拓殖点之间大力修建夯实的硬化公路网，对现有的一些港口和码头进行升级改造。这能立刻盘活国内的资源，降低工厂的原材料采购和产品运输成本，从而增强我们商品在未来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这笔支出，看似是政府花钱，实则是为整个经济‘修血管’，其产生的长期效益远大于投入。”
“除此之外，我强烈建议，政府可以考虑面向社会发行‘战争债券’或‘建设债券’，而不能仅仅依赖于增铸货币这一单一手段。我们可以向国内那些拥有闲置资金的商人、作坊主、乃至有一定积蓄的普通市民公开发行专项债券，明确约定利息和期限，并承诺以未来的国家税收、特许贸易收益或国有矿山利润作为偿还担保。”
“这有三大好处，首先便是将民间闲置的资金集中起来用于国家最急需的方向，避免单纯增发货币导致通胀。其次，增强国民对战争的参与感和凝聚力，让他们觉得是在为自己的未来投资，是在共同承担责任、分享收益。最后，是测试和培育我们国内的金融市场，为未来建立更成熟的国债体系、甚至证券市场积累宝贵的经验。”
李良听了，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也就是说，政府的花出去的钱要用在刀刃上，而且要花得更为‘划算’，追求最大的乘数效应，让一块钱能撬动十块钱的效益。”
“正是此意。”邓智宸肯定道，随即在黑板上写下第二个标题“精准货币”，然后转头朝郑立辉笑了笑，“老郑在路上提到的量化宽松，其政策成败的关键就在于‘精准’二字。我们在向市场投放货币时，不能搞‘大水漫灌’，而要进行精准‘滴灌’，确保那些需要‘水份’的工厂和企业能及时获得‘浇灌’。”
“怎么个精准‘滴灌’？”郑立辉问道。
“首先，实施定向信贷支持。由财政部下属的新洲银行和新洲农业信贷银行等官方金融机构，专门划拨一笔低息信贷资金，向那些关乎国计民生、且暂时因外部市场断绝而陷入流动资金困境的骨干工厂提供低息甚至短期无息贷款，诸如纺织厂、玻璃厂、陶瓷厂、五金工具厂、皮具厂等。
“这些贷款不是白给，而是要求工厂必须维持工人队伍稳定，保障工人基本收入，或者进行技术改造、工艺升级，以提升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为未来开拓新市场储备技术优势和产能潜力。这就避免了‘货币传导失灵’，让宝贵的资金直接流到了能够维持就业、保障生产、提升未来的关键经济节点上。”
“其次，启动战略性物资采购。政府可以直接出面，动用一部分新铸的货币或者发行债券所得，大规模地、有计划地采购工厂积压的特定库存商品，如呢绒、布匹、铁制农具、玻璃器皿、皮革制品等。采购来的这些物资做什么？除了部分直接补充军需，供应前线军队消耗外，还可以作为未来授予新移民的‘安家包’的一部分，既高效地消化了巨额库存，又实际上降低了未来安置新移民的现金支出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