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到今日，有的事情其实已经是注定了的，越是拼命想要挽回，越是适得其反。
武惠妃向来拎不清，张均也不是个聪明人，张洛自然不可能伙同他们一起作死，但是眼下他人单势孤，又必须要借重一下武惠妃的能力，也只能言不尽实的稍作诱导。
且不说让张家去攻击崔隐甫并不可取，即便此计可行、能够让张家摆脱危难，在张均的主持下张洛能获得怎样的回报，也是不必抱有太大的期望。
所以在略作思索后，张洛便又说道：“惠妃关怀少类，不忍我出面受人诘责刁难，此情铭感肺腑。只可惜我在户中却难享亲长如此关怀爱怜，若是归家告知此事，恐怕也要难免受迫行事。
怀此忧虑，所以先来求教惠妃。既然惠妃也持此见，那我便归告家君。只是希望我在受迫行事时，惠妃能够伺机庇护一二。
我无惧身之存否，但却怕事情难成，更害怕惠妃这一番赐教体恤随事而隐、人莫能知。”
当第二天牛贵儿再将张洛此言进告于武惠妃时，武惠妃听完后也是不免沉吟多时，而后叹息道：“之前觉得他急公好义、但却失于轻率莽撞，今听此言也是一个沉静内秀之人。
日前所遇，瞧他母子也是际遇甚薄，此番张家为了满门的安危，倒也不会可惜舍弃这样一个庶子，逼他以身犯险，对崔大夫极尽诋毁。他之前不敢告于家人，原来也是怀此忧虑。
我教他归家述事，或是给他指点了一条死路。纵然张令公因此而得免，是儿涉此凶险事中，恐怕难以保全。到时我不只错害了这孩儿，人也不会知我曾经用智于此，张家理亏情亏，更加不会领认。
事情不能先经张家，需我先作筹谋，如此事成后，张令公想不认领这一份情义都不可。但那崔大夫又声势太凶恶，我贸然引此孩儿还是太险，涉事太深，不好抽身，他可真给我出了一个难题啊……”
她这里愁眉不展、苦思无果，浑然不觉是被自己这小外甥用一件没影儿的事给钓成了翘嘴。这小子信口开河，武惠妃却为了该要如何稳妥的为其牵线搭桥而操碎了心。
她固然考虑更多还是确保自身的稳妥，但只要行动起来，也不能对张洛的安危全无顾虑。如果搞死了张说的孙子却还没把事做明白，那就是真的偷鸡不成蚀把米了。
张说和宇文融的矛盾常常被解读为政见不同、乃至于路线之争，这也是文学与吏治的一种视角。张说在开元九年回朝拜相，宇文融同样在开元九年上书首倡括户括田，即张说在担任宰相期间，宇文融的相关改革一直在推进且加深，未见来自中枢方面的阻挠。甚至张说之子张均、亲信李憕，都先后在宇文融的领导下担任括户、劝农等使职。二者矛盾激化是在开元十三年封禅结束之后，尤其宇文融主动介入核心的铨选人事权的争夺中，引发张说强烈的不满与反击，遂有“辄引大体廷争”的表现，是权力的斗争，而非主张和政见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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