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廨本钱是官营的高利贷，本质上就是将一部分办公和用人成本转嫁给商贾富户，放贷给他们然后收取高额的利钱，也算是一种摊派的杂绢。
这些担任捉钱令史的商贾或富户在经营公廨本钱满一定年限之后，便可以获得出身与授职，虽然基本上都是一些冗杂卑下的官职，但也总算摇身一变成为官人。因此对一些渴望抬高社会地位的人而言，也不失为一个好途径。
王元宝作为长安富商，对于这当中门道自然是非常清楚的。他本身便资力雄厚，完全不需要借使官府的高利贷，但这本钱却不要不行，每岁都要足额上缴利钱。
越是家资雄厚又没有背景的商贾，越是会被摊派公廨本钱，根本不管你有没有资金的需求。长安城中七十余司，每司都有本钱、都需要捉钱令史，官贷规模最大的时候，单单京中诸司捉钱令史便有千数人之多。
如此暴利的行当，自然也会滋生出各种弊病。首先官府会任意摊派本钱，下发给这些捉钱令史的本钱往往会远远超过朝廷规定的数额，从而可以回收更多的利息。
其次这些捉钱令史们也不会老老实实接受盘剥，他们虽然往往出身商贾，社会地位不高，但却有钱啊！人只要有钱，就有朋友、就有路子，就会拥有极大的暗箱操作空间。
所以这些令史们往往会将这些官贷再次发放出去，发给那些真正有资金需求的人，同样收取官贷的利息。而且他们还会将自己的私钱一起当作官本发放出去，同样按照官贷的标准来收取利息牟利。
一名捉钱令史按照律令规定，可能只有五十贯的官本数额，但却往往会经手放贷出数百贯之多，较之最初的本钱膨胀数倍乃至十数倍，相应回收的利息同样也会是数倍乃至十数倍之多！
所以朝廷虽然是在通过官贷收割富人，但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这沉重的负担最终还是落在了贫苦的中下层民众身上。
须知居住在长安城中的这些人，可不是分散在乡野间那些自耕农，他们做不到自给自足，必须要通过市场交易才能获得生存资源。
就拿敦义坊那些贫寒之家来说，他们喝水都要十钱一桶，没有钱自然需要借贷，然后再通过佣工、佃种获取收入还债。
也正是因为扰民过甚，公廨本钱才时废时行。开元十年罢止公廨本钱后，转以户税当中分取一部分来充百官俸料。
但其实户税本身也是租庸调赋税体系之外的杂税，租庸调这些固定的项目称之为课，而包括户税在内的其他杂税则称之为税，二者结合起来便是课税。
课是收多少便做多少事，而税则是需要多少钱便派征多少。后世的两税法，便是从这一税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公廨本钱停止之后，百官俸料并入户税中开支，就等于原来只剥削小部分特定群体，而今则均摊给天下的课税户。总归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区别只是逮着几只薅还是圈住一群来薅。
王元宝站在捉钱令史的角度上，将公廨本钱的施行状况和种种弊病都讲述的很清楚，也让张岱对这一项财政制度有了一个更加具体和全面的了解。
了解的越是全面，他就越感到韦恒他们专逮着休番边士们盘剥实在是太王八蛋了。
你们缺钱，但凡摁住旧年那些捉钱令史去让他们把多吃的吐出来，都算是你们生财有道，这特么摁着贫苦百姓逮住蛤蟆攥出尿，无非就是欺负这些人反抗力量弱、发声渠道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