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了，刘文泽的涵养还是不错的，哪怕心中鄙夷，面上仍旧带着征服者与胜利者的宽容，语气平和地给塞尔柱人提出了两个要求。
第一，让塞尔柱人毁信灭教，去ys化；第二，要塞尔柱部接受汉化改造，对部属推行进行营所制，接受安西宣慰、御史、税吏的入驻监察。
而这两条，几乎都抓在塞尔柱人的命门上。前者，乃是信仰问题，这也是汉文明与ys之间根本性的冲突，于塞尔柱部来说，他们ys化已久，同时也是他们在过去发展壮大成为北方ys化部族领袖的主要原因，灭教改信可涉及根本问题。
至于后者，则是自主权的问题，当初塞尔柱部为什么与叶护纷争，后期又参与到叶护国的“抗税”斗争中去，如果今日能够接受安西这样的条件，当初就不会有叛逃叶护的行为。
可想而知，当刘文泽提出这两个条件时，塞尔柱使者脸色有多难看，又有多尴尬，甚至有种敢怒而不敢言的意味。安西王态度如此，塞尔柱人的这次“示好”注定无果，在后续的中秋典礼上，塞尔柱使者始终沉默，被人浇了一头酒也没发作
而这场不成功的外交活动，也掀开了塞尔柱人对抗安西国序幕，使者将刘文泽的答复如数禀报后，塞尔柱部贝伊大怒，认为这是安西对他们诚意的蔑视与践踏，果断“反汉”，不久后就起兵南下劫掠，侵扰安西北部的城镇。
当然，此时的塞尔柱人，虽有一定实力与威望，但连衰落的乌古斯叶护都应付不及，又如何是安西军的对手。信仰与意志对战斗力有加成，但大部分时候，绝对的实力差距也不是能简单抹除的。
面对塞尔柱人的侵袭，刘文泽大怒，即遣郭琚为征北大将军，率领四万骑兵北击塞尔柱人。郭琚还是很能打的，安西军又全部是骑军，因此塞尔柱人擅长的游击战法威力大大减少，而论装备、训练与指挥，更不是一个量级。
于是，就在建隆六年冬，损失惨重、不堪为敌的塞尔柱人，被迫离开生存半个多世纪的锡尔河流域，向北迁逃徙亡。而安西国，则趁机将实际掌控领土向扩张了数百里，将锡尔河流域以及咸海囊括治下。
这也导致安西与乌古斯叶护国的矛盾进一步加剧，毕竟接壤面大大增加，当时的乌古斯叶护国，其主要活动区域在咸海以北、里海东北部的草原上。
塞尔柱人北走，并不是他们与安西恩怨的结束，相反，这是一个开始。塞尔柱人一路北迁，一直跑到高加索地区方才止步，在伏尔加河流域休养生息。
一个部族在向上发展的时期总是具备坚强的意志与充分的韧性，塞尔柱人证明了这一点，在陌生且形势复杂的高加索地区待了数年，在融合了一部分可萨人余部与东斯拉夫人后，又踏上了南迁之路，再度一头扎入中西亚的文明大战场，给安西王朝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
后事不提，但建隆六年河中城大成殿上的中秋大典，算是安西王刘文泽最高光的时刻，他在中亚享受了一种“万邦来朝”的盛况。
有呼罗珊的波斯贵族向刘文泽提议，刘文泽该效当地传统，加冕“众王之王”的尊号，这一提议，得到了不少人的拥护，尤其是当地贵族们，从心底，他们希望能用这种办法，慢慢地将刘文泽“皈依”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