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海陆之间宗藩交流的日益频繁，朝廷与各大封国的往来联系已成为帝国朝廷为政治国不可或缺的一个课题，但实事求是地讲，南北封国以及王国之下的那些“公国”、“侯国”，只是围绕着中央帝国这颗恒星的行星。
中央帝国想要持续发光发热，还得靠自身的能量，封国事务，于帝国中枢而言，只是小节，根本永远在帝国内部，在政治政策，在亿万子民。
而有一说一，帝国朝廷自皇帝以下，其关注的重心永远在大汉那三十道含吐蕃地区、数百州府、上千县镇，国家秩序之运转、权力之斗争、利益之分割，都是围绕着“传统”汉土而展开的。
从建隆八年开始，大汉帝国基本可以说来到了他最美好的时刻，最巅峰的状态，从政治、军事、经济、民生、思想、制度等各方面综合权衡，这是他最强盛的一个阶段。
建隆八年到建隆十八年的这十年，如果从国家的治理改革方面，刘文济并没有更大的突破了，帝国的发展已然进入一个瓶颈期，即便有封国的刺激，依旧很难有新的变化。
而为帝国定下基调的事情，大大小小的方面，世祖、太宗皇帝实则已经做得差不多了，留给刘文济的，只是在既有框架体制之下，进行一些适宜的修改匡正，维持帝国的健康有序发展罢了。
这份维持，固然没有那么轰轰烈烈、波澜壮阔，但在尺度与分寸的把握上，是极考验一个皇帝的成色与火候的。治大国如烹小鲜，而刘文济也正是以继承者与扞卫者的身份，用这种小火慢炖的办法，渐渐熬制出一个巅峰的帝国皇朝。
十年间，在治国上，刘文济主要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显着的成绩。首先在人才选拔上，一大批优秀才俊，被发掘出来，并逐步走上帝国政治舞台的中心，这些都是在刘文济治国指导思想下冒头的才学之士，深深烙印着属于他的印记，是维护刘文济统治的股肱人才。
庶族官僚中，以端拱二年科举蔡齐、晏殊、范仲淹等臣为开端，继以包拯、曾公亮、富弼等新一批崛起的才士，一大批新鲜血液进入大汉官场。
老一辈宰相李沆、吕蒙正等人期待的，属于文人臣的春天，终于到来了，在帝国建立八十年后，属于庶族寒门的力量，也第一次从场面上盖过了勋贵。
地方上，刘文济关于吏政学校的尝试，也取得了初步成功，起步最早的娄江学院就不说，三十年的时间下来，那已经是东南诸道司最主要的吏职人才来源，在娄江学院总院之外，于诸道道治城市还建立分校。
与此同时，刘文济又在长安、成都、长沙分别设立西北、西南、中南三大学校，模式如出一辙，将“专吏专才”的理念进一步推行下去。
虽然很难有准确的官方统计，但建隆时代的帝国官僚阶级，其整体素质是向上提升的，同时驭民能力与犯罪手段也在不断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