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有那么一股冲动，下诏将洛阳这些魑魅魍魉、牛鬼蛇神都给处理了，但也仅冲动了那么一下。恼怒归恼怒，但于刘承祐而言，还不至于被恼怒冲昏了头脑。
洛阳的占地情况虽然严重，甚至可以用恶劣来形容，但是，以当今天下的局势，要说这些官员们真犯了多大的过错，那倒也不至于。
在遍地荒芜废弛的大环境下，官员们“身体力行”，积极招抚丁口，开垦务农，恢复生产，为国家创造税收，这应当是值得“鼓励”的。真正让刘承祐感到震怒心惊的是，这些官吏们占田的手段与吃相太难看看，并且，涉及到的占民问题，那基本就是在挖朝廷的墙角，以及最重要的，税赋问题。
按照旧制，这些官员所占土地，除根据职官等级得以免税的一部分额定田亩之外，余者都应照常按制进行夏秋两税的缴纳。但是，这其中的操作空间可就太大了，让官僚自己给自己的土地为国家收税，可想而知这其中会发生些什么。
并且占地官僚中，不乏似苏逢吉这样位高权重的人物。并且，而今天下，地方财政尚且未归中央，地方财税，也只有一小部分输送向东京，数目多少，还得看地方上的实权官僚、将吏们的觉悟。
仍以西京为例，倘正常税收入库，洛阳周遭能收上多少税收，绝对要打上一个大问号，逃税避税甚至抗税，恐怕是这群官僚的基本手段。基本可以肯定，财赋大部分会来源于那仅占着两成地的自耕农或半自耕农。
同时，收上来的这部分税，大部分又要用于西京衙署正常的运转支出、驻军的供给以及养的那些勋臣贵族。能输送到东京，供朝廷调用的，可想而知会是怎样一个渺小的数目。
事实上，去岁秋税，就是这般的情况。
直接便能联想到大宋的情况，赵匡胤的赎买政策，虽然收了兵权，抑了武臣，却也催生了大量的贵族地主，勋臣、官僚乃至地方豪强，都能合法地兼并土地，广置豪宅庄园。而于国家而言，税定然收不齐，每年还得拿出大量的米粮布帛来养他们，勋臣、官僚可是都要拿俸禄的。这对国家的财政，当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赵匡胤靠土地、俸禄、名爵、赏赐来收买军心，达到“杯酒释兵权”，解决自唐末以来兵乱“根源”的目的，却也极大地加速了封建王朝下土地矛盾的积累爆发。
有一说一，换作周世宗郭荣，绝对不会选择这样的手段，不是能力上的差距，而是性格问题。郭荣刚毅性急，为了增加国家财赋，可是连“灭佛”都做得出来，又怎会给国家背上这么个重负。
思绪稍微飘远，刘承祐也能稍微透彻点地理解，宋代于诸路州府设置转运使，专掌握地方财赋的目的。除了强化中央财税，削夺地方节度财权之外，恐怕也是囿于那危险紧张的土地国情形势。若不将财税独立出来，任由地方官僚们操作，看他们会不会废私爱国，又或者不惧强权，尽责履职。
远的暂且不谈，现在问题摆在刘承祐面前，怎么处置？
下诏夺其夺其田宅，这是最简单粗暴，也是最容易引起变乱的做法。且起到的效果，很可能会适得其反。况且，这些人的土地，倒也不是全是非法侵占。一刀切的做法，恐失人心。
加其税，手段稍微温和一些，但结果恐怕也不会尽如人意。更有可能的，是这些“富产者”将压力转嫁到为他们耕种的佃户身上。
但是，这样的情况必须得遏制，适宜的制度与政策，能够想到不少，但是，再好的政策，也得有人去实施，而刘承祐缺人，更缺权威。纵使此刻，他下一道诏，严禁天下官员私自圈地占民，谁了他？动了阶级利益，必然引得群情反抗。
“或许，朕还需要一干酷吏？”刘承祐心中默默嘀咕了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