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广汉乃是涿郡人，他为人强力，少为郡吏，虽不通经术，却举孝廉出身，授阳翟县令，在豪强聚集，号称难治的阳翟杀了不少人。以治行尤异，迁京辅都尉。
对这个没什么背景靠山，说着一口涿郡土味方言的幽州佬，长安的贵人轻侠自然没好感，眼馋这个位置，想要他滚蛋的也不在少数。
赵广汉听完后却哈哈大笑，竟一手指天道：“我燕人也，为吏以来清清白白，没有勒索过百姓一文钱，没有干过一件昧良心之事，何惧之有？”
长安上空，雷鸣依旧，左右都有些害怕，唯独赵广汉浑然不惧。
“更何况，这雷除非是直接劈到我头上，就算有人想做文章，那些说阴阳灾异的儒生，担心的都是‘国家大事’，恐怕也懒得来对付我一个小小的六百石吏！”
……
冰冷的雨夹雪又在连绵不绝，而在太常寺众博士聚集的馆舍，还真在为这冬天打雷之事而争论不已。
汉儒早就把孔子“近鬼神而远之”的话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董仲舒吸纳了阴阳家的五行志说，糅合民间流传甚广的灾异之说，开始大肆宣扬天人感应。总之一句话便是人在做天在看，本意是为了恐吓皇帝，让人君畏惧上苍，惟此足以戒之。
可几十年下来，天人灾异之说，完全被后学儒生们玩坏了。一部分人是相信确有其事，另一部分人则机智地发现，在朝廷也接受这一观念后，只要一有灾异，他们便能抓住它大作文章。
为政者和皇帝宁信其有，便会下诏反思，并选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者，策问为政之方，而朝野诸儒亦纷纷藉灾异议论朝政，表达自身的施政主张，以此左右人事或政局变动。
比如今上始元五年，十一月壬辰那天发生的日蚀，就让博士们做了好几年的文章，不仅让皇帝赦天下，放松决狱听讼，还罢了儋耳、真番两个郡--至少他们认为是自己的功劳。
而始元六年夏天的大旱大雩，则被博士们用来说服太仆杜延年劝大将军召开盐铁之会，罢榷酤官，虽然距离他们希望的彻底废除盐铁尚远，但也是不小的进步。
灾异完全依托于五经，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是博士和贤良文学们手中最大的利器。
虽然五经七家博士都在谈天人灾异，但最精通此道的是三家：《公羊春秋》、《易》、《尚书》。
“于《易》而言，雷应在二月之后出现，其卦曰‘豫’，向天下宣扬阳气上升，繁殖生长的讯息，万物随之从地下冒出；而到了八月，雷应该带领万物隐藏入地，隐藏起来是为了孕育根茎果核，保藏幼虫，避开寒冬时期的盛阴之害。而雷在冬日出现，这是灾异啊！”
说话的是《易》博士田王孙，坐在他对面的分别是《公羊春秋》博士赢公，《尚书》博士夏侯胜，三人身后还有三五个博士弟子，虽然大冷天的地板很冰凉，却依然跪坐得笔直。
这是一场小型会议，三家要商议出个结论，才能将他们认为冬天打雷代表的灾异公之于众，在一些问题上逼迫朝廷做出改变让步。
田王孙每说一句，他的三个弟子都会立刻记录下来。
这汉朝博士传经，门户之见极重，原来的单本经传已不足解读，在经传之下，还分“师法”“家说”。
比如公羊春秋一家，本是齐地公羊氏口口相传，胡毋生、董仲舒从公羊氏所学，将其录于竹帛，又加以解说章句，定了义理，胡氏公羊、董氏公羊便是两大师法。
但他们的弟子又对老师所传之学有自己不同的态度和看法，虽然不能明着篡改，但可以继续发挥啊，于是就在注解之下再行注解，这就叫“家说”。
“师法”重传授，明本源，“家说”重立说，争派别。
于是孔夫子那一万多字的《春秋》，公羊高为其作传增加到几万字，胡、董为之添加义理，增加到十几万字，如今几十年过去了，胡、董的弟子们又各传家说，多的竟已扩充至百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