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的印象中，段先生把控下情报处一向是令军政警情系统胆寒的力量，任你官职多高，面对着情报处的特工人员也只有唯唯诺诺的，怎么到徐铁成跟前就变成了例外？他一个省保安处的处长，虽然掌握着全省保安团的力量，但是就是那些正规军的大佬也都要卖段先生的面子，徐铁成一个掌握地方保安团的处长，就敢不买情报处的帐吗？
杜成虎望了周凤山一眼，见周凤山没有表示出什么反对意见，这才又扭头继续对林江北说道：“本来这件事情不该现在对你说的。但是考虑到你以后要到杭城站来工作，会经常跟省保安处的人员打交道，我还是把中间的曲折先给你讲述清楚，省得你以后不小心闯出什么祸端。”
原来，徐铁成这个浙江省保安处处长的来头大不一般。
民国时期，尤其是1927年之后国民政府将首都确定在南京之后，浙江省在中国政治版图的地位，可远比林江北上一世的时候更为重要。
因为毗邻江苏，是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中心地区，加之又领袖常校长的家乡，所以浙江一向被视若京畿重地，而杭城作为浙江省的省会，自然更是重中之重。所以统辖着浙江省保安处处长的地位也远比其他省份的保安处处长更为重要。
具体到徐铁成本人，他的父亲年轻的时候就跟领袖常校长是拜把兄弟，不仅常校长一直把他当做子侄来看待，而且他和常校长的大公子两个人之间也情同手足，堪称莫逆之交。
在到浙江省保安处出任处长之前，徐铁成一直跟在常校长身边，先后担任中央军校办公厅上校科长、国民政府警卫团团长、领袖侍从室参谋乃至侍从室少将侍卫长。
徐铁成以这样的履历到浙江省出任省保安处处长，自然不是得罪了常校长被流放，而是常校长把他放到浙江来看护自己的家乡。所以徐铁成甚至连浙江省省府主席王绍洪的面子都不买，不但从来不出席省政府会议，甚至曾经当面指着王绍洪呵斥道“你算什么东西”。
有了这样的背景，徐铁成对令其他军政大佬胆寒的情报处处长段逸农不买账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不过呢，徐铁成对情报处、对段逸农不买账，却并不是恃宠而骄，而是起源于他与段逸农之间的一段公案。
民国二十二年六月，也就是1933年6月，在徐铁成还在领袖常校长身边担任侍从室侍卫长的时候，段逸农征得领袖常校长同意，在侍从室下面成立了一个侦察班、一个警卫班，每个班都是15个人，30人均由情报处抽调，专事“护卫领袖安全”的工作。
段逸农搞的侦察、警卫两个班，用现在的话说，属于“双重领导”，在业务上，服从于侍卫长徐铁成的指挥。但在编制上，人员仍隶属于情报处，工资也从情报处领，只是从侍从室领点津贴、补助、服装费什么的，基本上相当于段逸农给侍从室义务打工。
但是在段逸农来说，当然不会干赔本的买卖，之所以这样做，第一，保卫领袖常校长的安全，本就是情报处处的职责；第二，侍从室位置重要，在常校长身边安上自己的人，随时报告消息，心里踏实。
因此，段逸农不但白干活，而且精英尽出，派去的基本都是黄埔军校的同学和“浙警”正科毕业、又经杭训班训练出来的精锐，也就是林江北的师兄了。
与此同时，段逸农征得徐铁成的同意，还从特务处推荐了三个军校同学作为正式的“侍卫官”。这三个侍卫官与侦察班、警卫班一起，成了常校长内外围都有警卫的生力军，这样段逸农不但达成了护卫常校长的夙愿，又有忠贞有为的干部，日夜随侍保护常校长之安全。”
这样一来，段逸农是合适了，但从派过去那些侦察班和警卫班的人员的角度看，就十分委屈。